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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振省:全民阅读与全民教育

http://www.szkweekly.com/ 2017年12月21日 《商周刊》
导读:教育的实现需要出版的支撑,需要借助阅读的手段,同时也需要把阅读力的培养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教育的实现需要出版的支撑,需要借助阅读的手段,同时也需要把阅读力的培养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2017年12月8日,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走进青岛教育大讲堂,以一位著名出版家的视角,深入阐释了教育在引领全民阅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当中的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与大家分享他关于教育、阅读、出版的内在联系的分析以及他对我国全民阅读现状和问题的剖析以及深入的思考。


阅读是教育实现的手段,又是教育要达到的目标。出版支撑着教育,同时也接受阅读的挑战,郝振省认为三者之间是双向的关系 (图 / 本刊记者 王军)

  社会遗传通过教育实现

  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如果没有文化知识,个体就无法结为群体来应对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后来发展到与其他人群相处也必须借助文化与知识。而文化与知识,是不可以通过生物遗传来实现的,只能通过社会遗传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社会遗传,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才能获得和实现。教育功能定位具有基础性、普遍性和历史性。

  教育具有基础性。心理学的研究一再表明,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完全是后天教育学习的结果。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三字经》当中有“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养不教,父之过”,这里面就阐释了教育的根本性功能和根本性作用,也可以看作是基础性的功能和作用。很简单,本来性是相近的,习相远,通过教育学习,一个人才分出了高下。我跟我的同学不但在一个村,而且是邻居,一块儿上小学,考试分数都差不多。后来考上大学以后,他成为航天方面的专家,我成为哲学方面的专家,这个差别在哪呢?就是“习相远”,我们受到的教育方式、教育的内容、教育的逻辑有很大差异。

  我曾在百度上提问:哪个国家没有设立教育部?然后百度就把问题自动转变为这样了:每个国家都有教育部吗?回答是:都有。最佳答案是:这是应该的,怎么了?似乎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些不可思议。这说明教育对于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任何人群都有普遍性的作用和功能。很多国家在行政机构设置上差别很大,但是查一下“教育部”,几乎大国小国、富国穷国,都有,这便为教育的普遍性做了一个注脚。

  关于教育的历史性,还是要谈谈宋朝王应麟先生所作的《三字经》。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字经》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修改和增加。从最初的1068个字发展到现在的1170个字。《三字经》成书一千年左右,拥有一千多年的岁月沉淀和厚度,其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千古名句。窦燕山、香九龄、孔融,这些人物和事件,就是讲教育的根本性功能和普遍性作用,这些书中所记的史实典故有着历史性的深厚和源头。所以能不说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育、成长不可或缺、至关重要吗?教育是一个民族发育成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教材的三个功能

  有了教育的功能,再说教材的功能。教材的功能跟出版最近,所以它至少也有三个功能。教育离不开教材,老师授课、学生听课,最起码得有课本,课本是授课、听课之根本。我们的教学参考书也是以课本为依托,我记得小时候不知道怎么答题的时候,悄悄把老师的教科书拿过来找答案,当然没有经过老师批准,那时候也挺淘气的。像剧本是一剧之本一样,课本就是我们授课、听课的根本载体。这是从字面做的浅显分析。

  如果从教材功能来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教材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功能或者说价值观功能。除了思想品德课是直接向学生讲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和教授真善美的内容之外,其实所有课程都潜在暗含着这一方面的内容,这是教材的重中之重、首要的功能。

  语文,无论是记叙文、文言文,还是古诗词、说明文,看起来都是在讲述文字的运用,教授遣词造句的方法,其实这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潜移默化地渗透真善美;历史课,也是按照历史的编年顺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讲述。中国史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引导打造与熏陶,世界史还包含侵略与反侵略等多方面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个国际主义的情怀在里面。这就有点像习近平同志讲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其中还应该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要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我个人认为在传输各种定理、原理的同时,还辅有教育学生养成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品质。

  我在新闻出版研究院长期做研究工作,有时候我想,为什么我国跟日本在教科书的问题上老是高度警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教科书问题向日方提出抗议,抗议主要是针对两国间的历史问题: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当年日本是侵略中国,并不是日本人说的“进入大陆”;“三光政策”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杀戮、抢劫、焚烧和破坏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并不是所谓的“保证治安”;南京大屠杀真实存在且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认。我们希望日本方面尊重国际社会认定的起码事实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日本方面美化历史,误导国人,这可以看作是教材传输价值观、历史观的一个重要案例。因为它是教材,它给日本的后人灌输的完全是歪曲历史的结论,所以我们不能同意。为什么“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十分猖獗,甚至在投票时多票当选?有人追本溯源:这是当年李登辉、陈水扁在教材问题上“去中国化”造成的。而这一代青年人正是现在台湾主要的生产者和责任者,所以教材的政治功能是重中之重。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通知。国家教材委员会的工作主旨是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审查国家规划教材的意识形态,而且把已经下放的思想品德、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的编写权又收回中央,由教育部统一编写。前不久我在山东济南出席2017年全国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年会时了解到,大家一方面明白中央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阵痛。虽然这些年多元化的教材编写使得教材充满了活力,但是在价值观、历史观和世界观方面却有减弱和损害的倾向,所以中央把这项权力收回来了。

  第二个是教材的文化功能,这是教材的核心功能。教师凭借着教材向学生解疑释惑,学生通过教材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尽可能汲取知识的营养。我还记得在自己还是学生时,老师声情并茂地诵读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老师娓娓道来的讲解引发学生对思想和文采的青睐。学生情不自禁在课本上留下老师讲授的要点以及自己此刻独特的体验、瞬间的感悟,教材的文化功能从而得以实现,学生的文化素质得以修炼。由此,当公布教材循环使用的时候,我也是持不同意见的。这样就把教材课本完全当作一个工具了,这是没有看到教材的文化功能。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在预习的时候、老师讲课的过程中,这些画画写写的批注和记号是充满着文化的符号。如果要轮流或者循环使用,不仅省不了几个钱,反倒是把文化功能淡化了。
文化功能是教材的核心功能,人类是一种符号性的动物,不是一种信号性的动物。前人把信息注入到符号里面,然后老师通过对符号的解读,把文化的密码、信息的密码通过社会遗传的方式传授,我们才能从自然人变成文化人。

  第三个是教材的经济功能,这是从出版角度谈教材功能的。正是由于教材对教师、学生的消费相对的硬约束,所以以编辑、出版教材为主要业务的教育出版社,在做好送书育人的同时,也很看重教材带来的稳定可观的经济效益。出版社看重并且争取这个经济效益,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才有助于教材的编辑出版进入良性循环,没有必要讳言这个效益问题,也不必担心这个效益占多大比例。既然教材对整个民族具有重大意义,把教材的质量提高,丰富又有内涵,多元又有感染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基础上获得一些经济效益,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教育和出版,在一定意义上是割不断、理还乱,是孪生姊妹,难以分割。

  教育引发出版,出版支撑阅读

  就现代教育事业和现代出版事业而言,正是教育大众化、平民化,引发了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今年8月,在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二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当时我谈了三条,其中有一条就谈到商务印书馆的转型问题,这里面很有意思。商务印书馆最初是一家印刷企业,当时的老板夏瑞芳可能觉得赚取的印刷利润太小,还想要赚取更大的出版利润,这跟现在的民营书业发展是一个道理。当然也有一些初步的民族企业家追求。正值时任上海交大前身南洋公学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经常有东西交给印刷厂,夏瑞芳觉得张元济有学问,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又是清王朝科举制度的进士,便想邀请元济先生加盟商务印书馆,并许以一个月350块大洋为报酬来负责整个编译业务,而当时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00块大洋。张元济先生提出,如果要他加入商务印书馆须有一个条件——以扶持教育为己任,而且他提出了八个字“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张元济加盟之后,成为了商务印书馆的股东和编译所的所长,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因此一举,商务印书馆成为我国现代出版企业的起步,成为一个标志、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以前,中国只有印刷企业,还没有现代的出版企业。

  张元济先生曾说,鉴于当时社会精英教育贵族化的象牙塔比较封闭、平民教育严重稀缺以及教育内容的封建八股,已经跟时代的潮流格格不入了,所以他明确提出“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立社之本和发展之魂。而一开始他出版的书就是最新的国文教科书,据说当时出版以后,很快卖到4000册,紧接着不断再版。大概是1906年,那时候辛亥革命还没有开始,当时清王朝公布了中小学教科书102种,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54种。所以我们讲,商务印书馆转向现代出版企业和教育出版、文化机关的首要标志就是出版最新的国文教科书,接着把最新的、系列的、西方的文明也介绍进来,并且请了一批学者做编辑、策划和撰写者。

  昌明教育,开启民智

  商务印书馆不光是现代出版企业首开新风的第一家,而且它也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机关。后来随着张元济先生年龄渐老,他邀请胡适先生来任编译部主任。胡适给张元济先生写信说,“我很盼望先生现在已打消辞意了。商务此时尚未到你们几位元老可以息肩的时机,所以我极盼先生再支撑几年的辛苦,使这个极重要的教育机关平稳地度过这风浪的时期。”胡适写信的时候,不说商务印书馆是出版社,而称之为重要的教育机关。我们知道出版界有一句名言,是商务印书馆的骨干之一、后来创办了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先生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

  为什么一个相对较小体量的行业,其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这么伟大呢?就因为出版物能够服务教育,服务全民阅读,出版能够使得全民都接受教育,这正是张元济先生“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伟大理想。你们查百度就会发现,张元济不仅是出版家还是教育家。叶圣陶老先生也是如此,任职教育部副部长时还说“我要兼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长”。蔡元培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校长。据考证,当年从商务印书馆走出来成为大学校长的编辑有十人之多,由此可知教育和出版的因缘还是很深厚的。

  教育的功能、教材的功能、出版的功能和阅读的功能是相连接的。教育需要出版的支撑,教育需要借助阅读的手段,同时教育还要为阅读力的提高发挥自己的作用。阅读是教育实现的手段,又是教育要达到的目标。出版支撑着我们的教育,同时也接受阅读的挑战,三者之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

  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全民阅读发展至今取得了很多成就,从国家层面看,全民阅读正在和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全国上下从政府到机关、到军营、到社区、到农家书屋等,都发展起来了。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中国梦、教育文化强国,都离不开出版强国,离不开阅读强国,也离不开文化强国。讲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如果最后不是阅读强国,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我主要讲讲它的理论追溯。第一个是从国家层面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写进决议;十八大报告列举了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十八大之后,连续两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强调了建立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十三五文化纲要也对全民阅读提出了规划和方向;《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7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图书馆法》也正式发布……这里面都有关于全民阅读的重要表述和具体内容。

  十九大报告里面虽然没有“全民阅读”这几个字,但是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包括全民阅读内容在内的公共文化服务,要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因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都把全民阅读、农家书屋包括进去了。十九大报告在讲到“党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条就提出“要增强学习本领,建设学习型政党,推进建设学习型大国”。他还在别的地方讲过,“我们这个党和国家,是依靠学习走到今天,我们还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有了这几条就不用担心十九大报告里有没有“全民阅读”这几个字,我们要有战略眼光。《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许年底之前能够发布,已经经过网上问计于民,各个机关多次多轮讨论,总局也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后的工作做了部署。

  从地方政府工作的层面看,全民阅读活动的工作已经开始由软约束向硬约束提升和转化。过去读书月、读书季、读书周等在不少地方已经纳入到社会工作的总体方案或者纳入法律的层面,得到强有力的保障。江苏等省份已经把提高公民阅读率纳入到率先建成现代化示范省份的指标体系,江苏新闻出版广电局把政府所有部门统统拉入到全民阅读工作这一池塘的深水中,形成抓全民阅读的命运共同体。江苏的各个地级市,都把阅读指数就像每年国民产值的GDP一样进行统计,纳入到考察考量的体系里面。湖北、湖南、辽宁、深圳等省份和城市已经对全民阅读的活动进行了地方立法,青岛这几年发展得也不错。

  第三个是从公民或干部群众的层面看,全民阅读的实际效果逐渐展现出来。全民阅读能不能坚持下来,能不能深入人心,就在于能不能让干部群众真实地感觉到有效果。通过这种阅读、渗透、熏陶和修炼,我们的工作能力、科研能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已经真正让大家尝到甜头。我参加过两次深圳的全民阅读月,深圳有一个“妈妈读书团”已经有好几千人参与其中。北京现在也有个“亲子读书团”,就是妈妈们组织起来一起读好书、讲故事,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读书氛围。妈妈们告诉我,给孩子精神文化的营养比物质营养更重要,从孩子抓起,做全民阅读。所以全民阅读已经成为干部群众改变命运、完善自我、贡献社会发展能力的基本路径和持久追求。

  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强素质,做表率”主题读书讲坛的主持人。这个讲坛已经坚持了八年半,为了这个主题读书讲坛,我曾经牺牲掉了出国交流的机会,即便生病,我也请求大夫保证我主持的时候能发出声音。我们要求参加读书讲坛的演讲大家,比如林毅夫、朱维群、鄂竟平、莫言等,分享的内容都要具备思想性、理论性、权威性、趣味性、故事性和感染力。读书讲坛完全是利用休息时间举行,大家自愿参加,但是每次都是一票难求。就从这个角度看到,我们的官员队伍也是把全民阅读深入心中了。有一次天下着雪,当时请考古学家李学勤讲考古与中国文明,一位领导当时说,“冒着雪能够来听讲座的,这样的干部没有不好的,个别出问题的也坏不到哪儿去。”所以包括农家书屋的成规模、成气候、成习惯,以及人们对所存在问题的交集和不同的看法,都表明全体国民正在和读书活动深度结缘,有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倾向。

  我认为当全民阅读活动已经成为国民非常好的风气和氛围的时候,有必要回过头来对全民阅读活动的理论根据进行探究,以追寻这项举国上下参与、关系民族命运的学习活动的渊源和基础在什么地方。毛泽东主席曾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所以全民阅读这么轰轰烈烈,能不能坚持下去,关系到一个问题——它的理论根据是不是牢固,逻辑上能不能讲得通。

  阅读成为现代人基本的生活方式

  我们为什么要搞全民阅读?不仅是为了文化强国,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第一,出版物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悠远的历史讲,出版物从最初的贵族奢侈品到成为知识分子的专利,再到后来成为大众的家庭装饰品,成为要孩子做读书人的标志,一直到今天书报刊、声光电的出版物已经成为人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很长的历史进程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时候读书还是少数人的事情;后来现代出版业机器生产使得更多人可以读书了,但是远远没有把读书作为必要的事情;在改革开放以来,当我们国家完成了经济上的转变,出版物已经变成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个转化意义重大,因为在农业社会,财富的标志是土地和农产,在工业社会是机器和厂房,而在信息社会财富的标志是拥有成系列的、成系统的可使用的资讯。有人讲大数据就是生产资料,我认为书报刊、声光电也已经转化成生产资料或是生活资料。当讲到这个性质的时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对图书等出版物产生了深层的依赖关系,由或然的关系变成必然的关系。出版物包括新兴的和传统的,已经成为人民安身立命生存发展的基础性资料,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还把书报刊、声光电出版物看作可有可无,我们还谈什么教育大国、谈什么阅读强国?

  第二,既然出版物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那么我就由此推论“阅读就成为现代人基本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方式主要是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组成,又往往是由它们来决定。过去人们首先必须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才能解决艺术的、宗教的、思想的、理论的创造和运用。今天没有哪一个人的生存生产没有书报刊、声光电出版物的加盟。所以我的观点是,当读书已经成为像空气、水、阳光一样的生存条件,已经成为像水果蔬菜一样的生活资料,已经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的工具或者武器的时候,阅读能不成为我们基本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吗?凡是那些比较有作为的人,都比较早地把阅读当作基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曾有人问我怎么解释战略家毛泽东主席的文韬武略?我说很简单,只有九个字,老人家把书“读进去”,“读出来”,又“读上去”了。我们的差距是我们都读不进去,最好的书看它十五分钟就看不下去了,有的好不容易看进去了,还看不出来,指导不了自己的工作。有的好不容易走出来了,能指导工作了,但是走不上去,没有总结,不能把走出来的东西经过提炼加工、去伪存真,达到理性的认识,然后写出自己的作品。

  毛主席写《论持久战》的时候,看了大量的书,关起门来写了九天。蒋介石曾问白崇禧这本书是什么意思,白崇禧说,“这本书了不起,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于是下令给所有高级干部一人配发一本毛先生的小册子。所以如果承认出版物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就必须承认阅读越来越成为我们基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第三,正是因为读书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如同阳光、空气、蔬菜、粮食一般不可或缺,所以读书当然就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文化权益。只要你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就应该免费读到书报刊。一个国家从精英阅读到大众阅读,从少数人对文化的奢求到普遍的文化权益,这是一种历史的极大进步、社会的极大飞跃。过去我们讲,要让老百姓在经济上获得解放,而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要把人们从对经济的过度追求中解放出来。不仅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而且要做到民者有其书,文者有其文。在这个问题上,我党把自己对老百姓的使命又完成了一次转型升级。我党最初的目标是让老百姓脱贫致富,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吃饭问题,解决住房问题等等。但是,当我们国家接近完成了小康社会的三步走的时候,我们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转型升级。所以这个任务,对教育工作者、对出版工作者、对阅读志愿者都是福音,也是挑战和压力。

  第四是从党和政府方面看,既然读书成为人民群众普遍的文化权益,那么保障人民群众的这种文化权益就成为政府的责任。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接近实现第一个阶段的小康三步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在这个时候,老百姓有没有书读、有没有报看、有没有共享文化,有没有免费电影等就是政府的责任了。当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时候,有人认为读书是非常私人的事情,用法律逼着人看书的做法有悖常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目的和指向,就是规定和明确政府在服务对象的过程中,应该对保障公民的阅读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在于政府对这种责任的承担和社会对这种责任承担的监督。既然是老百姓的文化权益,政府就要保障这个权益的实现。这样就大致完成了对全民阅读产生和发展的学理上的探讨。

  为何文化如此重要

  由出版性质的演变,到每一个个体基本生活方式的演变,又到全体文化权益的保障与实现,再到政府责任的明确与强调,初步使我们寻找到了全民阅读的内在逻辑以及支撑这种逻辑的理论基础。而这种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与国家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性阶段,与国家社会进入到以文化竞争为图谱标志的时代性的空间,是吻合和衔接的。

  为什么文化这么重要?现在国际上的思想家、学术家基本上达成共识:20世纪的上半叶,国与国之间主要是军事上的对抗竞争;下半叶主要是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对抗竞争;而21世纪主要是文化方面的对抗竞争。所以进入21世纪,我们把文化强国的旗帜举这么高,这也是和国际社会进入到文化竞争的阶段相吻合、相衔接的。我们由此可以初步看到,这是全民阅读成为国家战略、成为政府责任、成为民众习惯最为深刻的动因。

  十九大报告中讲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这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今天之所以把倡导精神文化的全民阅读作为非常重要的责任,并加以法律的保障,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这个轨道上来的重要成果作为前提。如果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党的任务的转型升级就缺少物质基础的支撑。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标志着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得到充分实现。  


现场观众认真聆听郝振省的发言

  全民阅读要落实到每一个国民的阅读自觉和阅读自信上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

  第一,全民阅读已经和正在成为国家战略,但是还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家战略。还有若干重要环节需要我们完成。应该有一个经过深入调研和科学论证,理论性和可操作性都比较到位的关于全民阅读战略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文本。这个文本应该包括指导方针、基本国情、基本世情、中国目标和战略举措。目前至少还有三项任务亟待完成。首先是阅读率还未能进入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是全民阅读的量化指标还没有列入到国家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规划里,再次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立法工作到现在还没有正式颁布。

  第二,读书已经和正在成为全民的生活方式,但是要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还是艰巨的任务和长期的工作,这里面包括教育界的局长、校长、老师们的共同努力。现在声势造得不错,各种论坛评比很多,应该说全民阅读造势确实今非昔比,但是否有更多的人真正把书读进去了?绝大多数国民还没有形成阅读习惯,没有达到一天不读书,就难受得不行的程度。在数字化背景下,浅阅读盛行,能不能给深阅读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呢?在我们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对科普读物的推广和普及是否也能花费精力呢?在出版物潮水般涌来之时,每年有50多万种的图书出版,但是未必开卷有益,如何把创新和阅读思维结合起来呢?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即便是每天都读书,看似时间花费了不少,也可能会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而不是通过阅读使自己变成有思想的人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因此,全民阅读,匹夫有责。保障文化权益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当政府把保障你的阅读作为责任和使命的时候,你却想读就读,不读也行,这样合适吗?这是对等的,权利和义务永远是相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瑞典这些国家,如果家长不让小孩读书,家长就会被起诉。全民阅读,归根结底要落实到每一个国民的阅读自觉和阅读自信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虽然读书成为国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具有其规律性的性质,但是这种规律性的实现还离不开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要坚持不懈地去履行它。

  第三,当全民阅读国家战略趋近完成之时,当人民阅读的理念深入人心之时,就给出版界带来了压力。出版界到底能提供多少像样的出版物呢?中央领导同志曾讲:一年几十万种出版物,好像没有什么精品。出版界的领导回答:精品不少,垃圾更多,垃圾把精品淹没了。这个回答还是很机智的。但是话说回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员,我们也要反思。我是编辑学会的会长,编辑是出版的核心资产,编辑是神圣的、永恒的,编辑也是伟大的,把一个人的思想变成若干人的思想,把前几个朝代的思想变成后几个朝代的思想,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编辑要策划出好的选题,物色到出色作者,采集到有分量的书稿,能编辑和出版有说服力、有感染力、有影响力、有软实力的书刊来。从这个角度讲,编辑出版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学校教育应培养未来国民的阅读习惯与能力

  全民阅读不仅有给予国民“鱼”的任务,还有授予“捕鱼”技术的任务。《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里特别谈到,学校教育在培养学生打好阅读基础、形成阅读习惯和能力的问题上提出,阅读习惯形成以后,一生将受益无穷。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绝对。在小升初考试、中考、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下,许多学校给“鱼”而无暇给予“捕鱼”的技术。我们向高考进军,就像董存瑞扛着炸药包的决心一样。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被捆绑在小升初考试、中考、高考,显得不亦乐乎。老师也不容易,这种功利性的读书求功名,有它的合理性,但关键有一个度。我的看法:这种情况如果过度不仅无助于阅读,而且很大程度上损害乃至破坏了未来国民的阅读心理和阅读能力。起草条例的时候,征求过教育口不同的意见,很多同志提出,关于课外阅读,不光是一般的号召,大学、中学、小学都应该有课外阅读的分值。读经典书,什么时间读,什么时候让老师读,校长什么时候读。有人统计,美国名牌大学里大学生的书单,又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又是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学》,问我们的大学生读什么书?有的说《盗墓笔记》,有的说是《明朝那些事》等等。教育和全民阅读的关系太密切了,教育到底有没有培养未来国民的学习和阅读能力的责任?我们的教育学大纲、课程安排,要做出更加细致的制度安排。记得当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机械系的杨叔子教授对他的博士生说:你们背不过《论语》和《道德经》就没法儿进入开题报告。作为一名博士生,不知道《论语》和《道德经》,连老子和孔子都不知道,你这个博士读到什么地方去了。

  教育阅读,说白了就是跟伟大的文字符号打交道。不抓字、词、句、章,那种很苛刻的训练,不让他真正对文字符号感兴趣,怎么让他有兴趣阅读?做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曾国藩就是在跟父亲考功名的十年里,形成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对学校教育,理论上要讲清楚,它是否有培养未来国民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要求,如果有,该怎么实现,怎样纳入整个教育内涵里面,而不是外在的号召。

  老师阅读应达到“六性”标准

  总体来讲,老师在阅读带动和阅读示范方面的作用是突出的,但也存在一些差距。现在备课工具、手段都很先进,借鉴的目标也是多元的、丰富的。教师队伍现在是不是存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想读书,但是任务确实太重,头绪太多,无暇顾及。还有一种是基本能完成教学任务,教学活动和管理活动之外的书不想再读。这两种情况导致了不同层级的学生,虽然日常学习刻苦,但被问到文学名著、历史名著会感到不知所以然。我担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的时候,每年研究院进来十几个博士、硕士,我问一位新来的博士你最近读什么书?他想了半天,说“好像前不久看过张爱玲的什么书”。我心想他对书这么没有感情,到我们这个部门来做研究工作,能研究下去吗?

  老师是不是为人师表,要通过自己的读书来修炼,达到“六性”的标准:文学的感性,史学的智性,哲学的悟性,科学的理性,艺术的灵性和伦理的德性。我在编辑出版界给他们讲,做知名编辑、知名出版人的标准,是在你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感的前提下,做到“六性”。首先是文学的感性,你对文学作品都没有感情,你编出来的书能有感染力吗?能有文采吗?你对史学基本上是隔缘的,没有智性的,你编辑的书能有厚度吗?能有故事性吗?没有哲学的修炼,是会钻牛角尖的。哲学的条理性,有利于思维的逻辑性;哲学的反思性,有利于思维的深刻性;哲学的辩证性,有利于思维的全面性;哲学的宏观性,有利于思维的包容性。这些都是有作用的。科学的理性也是很重要的。平常讲东西、讲课文、讲问题,没有推理的过程怎么会有说服力?你编这本书,还是要讲科学道理的,本身没有逻辑,很武断,没有推理,哪来的说服力?为什么你有才华,但是作者特别是知名作者的稿子不愿意给你呢?因为你德性不够,没有亲和力。司马迁有句话“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意思就是,越有道德得到的越多。

  老师如何引导学生阅读

  学生的家庭环境、个人兴趣不一样,老师对学生的引导也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从阅读内容来看,小学可以刊物为主,中学可以小的著作为主,大学可以学术著作为主,研究生可以中外名著为主。从阅读方法来看,可以把阅读和摘抄结合起来,把摘抄跟写作结合起来,把写作跟演讲结合起来。当年林彪将毛主席尊称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说,“其它我都不喜欢,我就愿意把‘伟大的导师’这个称号留下来。”

  我的老师当时是怎么引导我读书的呢?大概三四年级,老师让我们建立一个阅览台,把家里有限的刊物拿过来放在台子上,当时有《少年文艺》《儿童文学》,让我们读的时候,看到好句子、优美的段落以及一些特别精彩的比喻都摘抄下来,写日记、周记的时候就放在案头,拐着弯地用。词语也好、段落也好,不怕蹩脚,就怕你不用。那时候我姐姐在念大学,我给她写信,她拿给同学们看,大家都捧腹大笑,因为用词有的很蹩脚,完全不合适。但把读刊物和摘抄结合,把摘抄跟写作结合起来,把好的周记和日记来念的过程,让我养成了摘抄的习惯。

  读书的时候姿态最好

  家长的日常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也不小,所以家庭教育对家长的要求不能太过繁重。家长有家长的工作压力和兴趣范围,如果不加区别一股脑地把责任加给家长,也是不合理的。家长能做什么呢?一是建议家里有个比较适合于孩子学习的环境。如果家长爱玩麻将,在屋子里哗啦啦的,让孩子在一旁认真读书,可能吗?不可能。要打造一个他容易坐得下来、安静的学习环境,这是家长的责任。以这个为基础,再逐步添加阅读的载体。家长,尤其是父母,要有一定的读书习惯。现在很多家长完全没有自己的学习习惯,而是为了孩子学习,这种家教方式是危险的,不应该提倡。要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导孩子,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也应该学会在书中找答案,让孩子知道书中有智慧、有答案。过去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有人说读书时候的姿态是最好的,读书使人的气质、定力、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量变和质变,这是我所理解的“颜如玉”。这给孩子一种什么引导呢?就是通过阅读可以获得机会,获得知性优雅。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应该变成主动学习的过程,主动出击,积极作为,获得额外的收获。过去我也是这样的,我夫人管孩子的物质成长,我管精神的成长。老师让我检查作业,我就跟孩子说,不管我回来得早晚,都把作业放在我的案头。正是在当时给孩子辅导的过程中,我养成了自己的读书习惯。所以不光是带动孩子,孩子有时候也会带动你。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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