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树梢上的中国
孙悦姿 孙梦 / 商周刊
2019-08-08 14:43:26 | 阅读次数:0
2018年9月18日,梁衡走进即墨古城大讲堂,为听众们讲述了他在人文古树身上所探得的历史兴衰,分享了他从中形成的对于人文以及生态的思考。

 

一棵树就是一本历史教科书,每一棵树都是一段历史

大家回忆一下,人是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我们学习历史都知道,猿人为了躲避野兽和打猎,逐渐会使用棍棒、武器,然后慢慢从树林中走出来。再后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智慧也高了,就开始使用木头,砍木头、烧木头,像这个房子(明伦堂)肯定使用了大量的木材,所以第一个阶段是人利用树木。

实际上我们还有第三个阶段的关系,人和树的文化关系。

这个事情是由一个故事引起的,2012年,我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岗位退下来后,到全国人大又过渡了五年,在一个专业委员会里工作。像我这样一个文人,给我分到了一个农业委员会,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熟悉我的人也很奇怪,说你怎么在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但正是因为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跟农口、林口、水利口、气象口有了很多接触。一次,国家林业局的新局长上任后,请农委的一二十个委员座谈,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女司长,她是资源司管资源的。我问她具体管什么,她说了一句很专业的行话:“资源司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活立木的木材积蓄量。”什么意思呢?就是活着的、立着的树,死了、倒了的不算,而一共储存了多少亿方木材,是林业部管的事。我又问她,你只管树身上的木材积蓄量,那树上蕴含的或者说附载的文化谁来管?通俗一点讲,树上发生的故事,谁管?

比如井冈山的松树,它见证了当年红色根据地的成长过程,东北的森林见证了当年抗日联军的历史进程。显然森林树木的价值不光是木材的积蓄量,除了烧木头和它们给我们的一点阴凉,森林树木还有第三方面的价值。我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这位司长抬头看了我大概两秒钟,说“知识分子爱思考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目前为止,至少是在我们国家行政体系内,还没有划归一个管理范围。”我是半退休的人,是记者,到处采访接受新东西,也就从那天开始,我们开始做这个新题目。

具体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纵向,从历史坐标线上来看,这棵树一定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坐标,比如黄帝陵的柏树。从横向来讲,它一定是大地的坐标,比如如果青岛有这么棵树,大家一说青岛,就知道有什么树。

从这些理念出发,我要在中国找100棵记录中国历史的树,就是100棵活着的书写历史的里程碑。这个话说出去以后,我才发现不可能,6年过去了,我才找到22棵。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这是一个新学科、新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资料。第二个,你找这个东西相当于考古,你找一棵树要挖掘,挖掘以后要查县志、查记载,读一些人物传记,相当于考察。到现在为止才写出了22棵,就是刚刚出版的这本书《树梢上的中国》。

一部现代史:一棵树可以改写党史、国史

先从近处历史讲起,《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是我有写树的想法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棵树。1931年,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其办公地点是在一座居民小楼上。小楼旁边有一棵樟树,树龄接近1000年,这棵樟树枝叶茂盛,把房顶遮住了一多半。毛泽东在这座楼上办公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对这座房子投炸弹。飞机转了一圈飞走后,炸弹也明明投下来了,但是大家都找不到这颗炸弹,也没有听到响声。最后一抬头,发现炸弹卡在这棵树的树缝里。大家看这棵树的价值,也就是说这棵树救了党中央、救了毛泽东主席一命,假如这颗炸弹爆炸的话,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就要重新改写。这颗炸弹挂到现在已经87年了,引擎被去掉后,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去看过。我曾按照这个意思画了一幅画,画中有一座小房子,大树保护着小房子,从这个画想表现的是:人再伟大,也是在自然的庇护下。

一颗仿制的炸弹放置于古樟树之上

1958年全国“大跃进”,我这个年纪的人都经历过。全国砍树用来大炼钢铁,现在看来是很荒唐的事情,树的那点燃烧力度怎么能炼出钢铁?彭德怀对这个事情有点怀疑,当时全国乱哄哄地到处砍树,他觉得别的地方不说真话,回家乡湘潭去应该有人说真话,但回家乡后发现也都在砍树,彭德怀感到很痛心。一天,他外出时正好发现几个农民在砍一棵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大树,这种树南方叫做重阳木,长得很直。彭德怀挡住斧头说,“你们为什么砍这棵树?我十八九岁推着小车子干苦活的时候,走十几公里都有这个阴凉。”后来这棵树被救了下来。老百姓自发地把它围起来,给它起名叫“元帅树”,纪念彭德怀。

 

刚才讲的是现代史,再往上推,看看左宗棠和西北很有名的“左公柳”。1866年,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国内最大的造船厂,同时他也给慈禧太后上奏折提议建中国第一艘军舰,刚批下来,西北出事了,于是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李鸿章代表的海防派,认为应把军力、财力放在东南沿线。还有一种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西北不能丢,那时候的俄国已经开始对西北渗透,如果此时不收回,将来可能会收不回来。所以他主张西北一定要收复,特别是新疆。慈禧太后问左宗棠用几年可以收复新疆?他说要五年时间,第一步平息叛乱,之后再收回新疆。

所以我在《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片绿云》的开头写道,左宗棠虽是打仗出身,后人记住他却是因为他栽的树,指的就是西北这段历史。有人曾写了一本书记述左宗棠在西北的这段业绩,王震在治理新疆时就专门参考了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现在看仍然是很先进的策略。比如左宗棠认为新疆这个地方,从汉朝以来都只设军事机构而无行政郡县,一个国家的完整一定要设立省份,他5次上书,才批下来设了新疆省。还有他在进军的时候,先种树,同时让老百姓把地种好,军队买老百姓的粮食,等等,有一系列的策略。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为难清政府,非要给林则徐治罪。清政府只好把林则徐发配到新疆,过黄河的时候正赶上河南发大水,当地的官员保举林则徐治水。林则徐用了两年时间把水治好了,大家都以为他可以免罪,结果仍然是要往新疆去。当时,一大批年轻的有识之士,包括龚自珍也都愿意跟随他去新疆。林则徐劝他们不要意气用事,还是要为国家重建储配人才。于是,林则徐则带着一个儿子继续往新疆去。当时清朝法律有一条规定,犯罪以后,可以拿钱赎罪。我在新疆伊犁林则徐的纪念馆里面,曾看到林则徐给他夫人的亲笔信,夫人要为他筹钱赎罪,被林则徐拒绝了。他说,如果我拿了这个钱,就是承认虎门销烟这件事情不对,所以这个钱我不能拿。

还有一个人就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太平天国起来以后,沈葆桢在一个县里面当县令。一次外出时,太平天国军队把县城围了起来。林则徐的女儿组织大撤退,包括府里的丫鬟都撤退了。后来底下的人说,夫人你也赶快撤退。她说,我要等着搬救兵的先生回来,叛军来了我就跳井。由此看出他们一家都很忠义,也正因为守城有功,沈葆桢得到了提拔。

这个船厂是1866年建的,到2016年的时候正好150周年。150周年什么概念呢?是中国近代海军的150年。这个船厂就说明中国有了近代海军,沈葆桢开始造船以后,一年一年地造船:先是大船,后来是铁壳船,当时中国的造船工业已经进入世界十强。当时,中日两国都开始向西方学习,振兴自己的工业。而且中国海军的力量并不弱于日本,日本就开始找麻烦。有一次,琉球(当时是中国的附属国家)几个人来中国进贡,从广州港出发回国,让台风一吹,漂到了台湾后被杀,日本人遂找借口派军队侵略台湾。沈葆桢的观点是,依实力,我们完全可以跟日本打一仗,把日本的军舰消灭,而且当时已僵持半年之久,因疾病和其他原因,日本人已经支持不住。李鸿章却认为不能打,赔了四十万两银子把事情了解了。就因这件小事情,日本人从此把清政府看扁了,不断找麻烦直到后来的甲午海战爆发。甲午海战时期的舰队,基本都是从马尾船厂出来的,同时马尾船厂也出来一批一批的学生,我们熟悉的管带邓世昌等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说甲午海战其实是一国对一校的战争,即日本一个国家对一个学校的战争。


 

这棵树记录了我们中国的造船工业。

我们再看看古代史。

鲁迅先生1928年从上海出发到西安去讲学,当时铁路只修到了现在这棵树底下,就在陕县的观音镇,到这个地方下车到黄河里坐船,鲁迅坐了七天七夜才到了西安,《鲁迅日记》里面都有记载。

刘少奇与这棵树也有关系,当年他从延安出发指导中原抗日的时候,就从这棵树下经过。刘少奇最有名的《论共产党的修养》也是在这棵树附近写的。

七里槐

再说这棵树遭遇的一件又一件的苦难。第一件事情就是安史之乱,在这个树底下,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几万人头落地,把当时的黄河都染红了;再就是杜甫经过此地;再后来是鲁迅、冯玉祥,然后到1929年的河南大饥荒,历史上很有名,是美国记者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捅到国际上;再后来1938年,蒋介石把花园口掘开,造成了水灾、蝗灾等等;抗日战争的时候,彭德怀和朱德都在这棵树下与卫立煌共商抗日大事;再后来是1942年的大旱灾,冯小刚拍的《1942》就是描述这个时期;另外是“卢氏惨案”,还有国民党官兵在附近搞俘虏营、搞苦役……这棵树典型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苦难。

再看另外一棵树。在山东莒县有棵老银杏树,这棵树更有意思,把中华民族三千年史全部记录下来了,估计在全世界也只有这一棵。

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故事是“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庆父是鲁国的一个大臣,他杀死了三个君主想取而代之,未成,最后避难到莒国,在这棵树上吊死。这句话之所以有名,是毛泽东1949年在给新华社写过的一篇文章里引用过“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后面一句话是“战犯不除,国无宁日。”

最后的一个故事发生在1947年左右。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军阀叫郝鹏举,他是冯玉祥的部下,冯玉祥很重视他,送他到苏联留学。回国后,恰逢冯玉祥跟蒋介石打仗,冯战败,郝鹏举投靠了蒋介石,这是他第一次叛变。

国共大决战时期,他看到共产党可能要胜,他又想投靠共产党,希望与前线最高指挥陈毅取得联系。正好毛泽东身边有一个人,名师哲,郝在苏联留学期间与他是同学。师哲俄语很好,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所以郝鹏举就给师哲写信,说愿意投靠共产党。毛泽东很重视这个事情,要做统战工作。陈毅讲过,说国民党部队整批投靠共产党的一共三次,一次一万多人,这次郝鹏举居然带来两万多人,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毛泽东亲自出马,以师哲的名义写了三封信给他,郝鹏举感动得痛哭流涕,说一定为人民立功,策反成功了。在哪儿接见郝鹏举呢?就是在这棵树底下。郝鹏举也是文人,当场赋诗,达成协议。但是到了国共大决战时,他又叛变了。这次叛变郝鹏举不但把队伍拉走了,还把共产党派给他的政委和家属全部杀掉了,这其中还有他莫斯科的同学。此事让陈毅大怒,后来很快把他部队全歼灭了。

所以这棵树的意义非常大,将来要是搞中国的一百棵树,这棵可能是老大,它经历的故事最多。日照市的官员看过我这篇《华表之木老银杏》后说,“这棵树太重要了,将来可以把它拍成一部大型戏剧,从公元前演到现在。”所以无论从旅游的角度还是文化的角度,这棵树都很有意义。

一部自然史、科学史、艺术史

1920年,在宁夏海原县,发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地震。地震波绕地球两圈,在当时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的情况下,粗略统计造成约28万人死亡。这远大于后来我国的唐山大地震(约24万人死亡),是目前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虽已过去近百年,国际地震界仍把宁夏海原作为现场保护和研究的对象。

上世纪80年代,国际地震考察队(由四个国家组成,中国、美国、意大利、法国)顺着当年地震的裂缝,徒步走了一遍,共237公里。考察队发现在裂缝里有几棵柳树,当年地震时从根部到躯干被撕成两半。结果树没有死,顽强地活了下来,1920年到现在马上就100年了。当年被撕裂的时候这棵树就很粗壮,因为在明代的时候树长在养马的地方,一直有水,所以地震时它已经有400岁的高龄。这是真实保存下来的一段科学史、自然史、灾害史,当地县里为此修了博物馆和一条路,它的意义绝不是几方木头,可以说它腐朽到连一方有用的木头都没有了。我还建议在当地建一个地震森林公园,把这些树保护起来。

谈枣树,离不开中国。中国是世界上的枣树大国,占世界红枣产量的98%。联合国有一个在全世界寻找农业遗产保护地的项目,寻找枣树的保护地,就在中国。所以联合国就给这棵枣树发了一块牌子。基层干部要有科学观念、文化意识,要保护树木。有的领导有文化观念,就能发现古树。我一共写了22棵树,其中有一个县的领导给我推荐了三棵,这是其中一棵。他是从临近的一个县调到佳县当书记,来了以后发现桌子上有一张奖状,上面是外文字母,尘土积得很厚,也弄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别人告诉他说这是联合国发的,是为保护一棵树。他说这么重要的奖项,就这么扔在桌上?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发现一棵树,联合国还发了奖状”。我就赶快过去,发现这棵树是“中国枣王”。

我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枣王》,刊发于《人民日报》,当地人就地找了12米长的大石头把这篇文章刻上去,做了一个泥河沟红枣博物馆。当地的红枣旅游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枣树落下的枣铺满街道,你都没法儿落脚,要过去主人都说“你等等”,现给你扫条路让你过去。有点文化的当地人,还会给游客讲枣树的历史。

联合国评定的全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共50多个,中国占十来个。最近,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一棵600年的老桑树,当地正在挖掘那棵桑树的故事,但是还不够完整。目前它最有价值的故事是清朝时期从朝中被贬职的一位县官,给老百姓办好事,当地是黄河滩,为了固沙就栽树。他离开以后,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一个祠。民国时期又继续修,现在当地还留有他亲手写的对联等。

一位朋友推荐我去他的家乡商丘寻找古树。商丘,商代的地方,比周朝还老,古老的地区肯定有古树。但是我们连续找了三天,情况很不理想。当地古树有很多,但是有文化、有真实历史故事的古树不多。临走的那一天,我们中午在街上一个小店里吃饭,同行的一个年轻人突然一拍桌子说,“咱们怎么忘了一件事呢?我们这里有‘铁锅槐’。”

 

寻访树只是很小的题目,最终的目的是创立一个新的学科——“人文森林学”,这个学科大概有以下几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是研究森林、树木对人的行为的影响。

第四个内容是实施“国家人文森林”工程。

研究森林、树木对人的活动的记录

2014年,我去婺源的盐田镇,桥边有一棵大樟树,树荫覆盖了河面。我们当时在这里拍照的时候,正好有当地的农民牵着水牛路过,就让他在桥上停了一会儿,抓拍了这张照片。但是现在再去,当时的景象已经没有了,最主要的是这棵树没有了。所以研究古树,也是了解当地历史的一种方法。保护古树,才能留住乡愁。

江西婺源的盐田镇,桥边有一棵大樟树,树荫覆盖了河面

青岛是个好地方,但是我还不知道哪一棵树可以进入我的视野,关于树又有哪些故事。当时胡适路过青岛,梁实秋把胡适留下来,说一定要给我们讲一课。胡适没有带任何资料,在课堂上却讲得特别生动,后来梁实秋在文章里写到“(他)能够讲得让你觉得中华民族的发祥、中华民族的一部历史就是青岛史”。我来青岛很多次,但是那时候脑子里还没有这个题目,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在这里找古树木。

第二是研究森林、树木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塞舌尔是印度洋里的一个群岛国家,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个国家的风景特别好,因为有满满的树。塞舌尔的国家法律有一条规定,“房高不能超过树高”。我们代表团去访问的时候,当地人说“你们中国这么大,我们这里这么小,就是个小岛,如果没有树木的话,太阳就会把我们晒干了”。所以他们不敢砍树,还规定了“房高不能超过树高”,所以塞舌尔风光气候很好。这就是树木影响人的行为。

研究人的行为对树木、森林成长的影响


 

人从文化高度对树木的正面影响,最终落实为对树木的保护,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法律,我们国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是乡规民约。第三是神道设教。有一年我去海南陵水县,我刚坐下来,一位县领导气呼呼进来吃饭。我问他怎么了?他回答,县里一棵腰果树被砍了。第二天我去看这棵树,我说北方长一棵树很不容易,南方插根扁担就能活,都不注意保护树。本来我的演讲题目是谈新闻文化,后来又让我改个题目谈树木和森林文化,所以我就改了题目。

江西乐安古樟林,有不少成百上千年的古樟树。在小路上,有很多小鱼,我觉得挺奇怪。原来是白鹭从水里面叼的鱼,飞到树上吃鱼时,不小心掉在地上,这说明这里的生态非常好。我走这条路的时候,一只小白鹅跟着我走,一直跟着走了两里多的路,然后又跟我回来。后来我和朋友开玩笑说,“假如我一直走,它会跟我到天安门去。”

还有传说左宗棠在西北“杀驴护树”,他在西北军营专门设立一条规定,如果发现马啃了树,任何人都可以把马牵来汇报,汇报过程中,先给这个人奖赏,再去调查这匹马是由谁饲养管理的,把马夫当月的银子扣掉,然后处罚他的上级。没有这种精神,26万棵西北柳树怎么能栽出来。左宗棠进新疆时,为表收复新疆的决心,他是抬着棺材进去的,当时他已经有六十多岁。他的部下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楠木棺材。结果左宗棠大发脾气,说“花这么多钱弄这么贵的木头,不是浪费吗?”后来换成了最简单的棺材。

实施“国家人文森林”工程

在山西、陕西、内蒙古交界处有一座山,名叫高寒岭,山上有一棵柏树。这棵树的形状像什么?很像中国地图。我去那里是为了扶贫,到山上考察。县长说这棵树像中国地图,能不能写篇报道推广一下当地的旅游?只有这一棵树,条件不充足。这是我第一次去。第二次再去时,他了解我的思路以后,我们在手机上建了群,谁有好的资料和思路就在群里发信息,我们挖到一条这棵树的材料。当年康熙在蒙古平叛乱时,就是从这棵树底下经过,而且在树底下住了一晚上,还写了一首诗。这棵树有文化内涵了,但是还有点单薄。县里文化局最后又挖出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就是范仲淹当年来过这棵树底下。当时我不太相信,我为这事研究范仲淹五六年,范仲淹是从延安往甘肃驻防,并没有在这里驻防。后来在当地的县志上,发现范仲淹、欧阳修先后被朝廷派到这里来处理公务。而且这棵树记录了辽宋之间打仗的历史,后来的抗日战争。把这些资料全部加起来,这棵树就有文化意义了。这就是典型的人文森林公园,靠一棵树打造一个公园。

城市规划新概念“城市灰绿比”

但是在城市里只谈绿化覆盖率,有些片面,所以我一直主张用新的概念,叫做“城市灰绿比”。一个城市里“住宅面积+马路面积+汽车辆”,这是城市的负面因素。房子的热辐射,马路的沥青路面,汽车保有量等,这些加起来,都不适合人居住。正面因素,除了绿化覆盖率,应该加上乔木、灌木和草坪。然后再加一个水面,比如在广场上搞一个浅浅的水面,增加城市的水分。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立体绿化面,把楼房两面、房顶、阳台等能绿化的地方都要绿化。新加坡的每座过街桥的桥底都长满了攀缘植物。这些加起来就是正面的、绿色的因素。我们可以用“城市灰绿比”算出城市规划的合理形式。

今天我谈这些是为了给森林赋予文化的含义,将树木升格为人的精神伴侣。从文化层面,调整人与森林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森林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假如地球上没有人类,树木会长得更好;假如地球上没有树木,人也将随之消亡。不是树靠人类,是人类靠树。借森林来保护文化,借文化来保护森林,我们的家园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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