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东:对艺术一定要苛刻
2019-08-08 14:31:33 | 阅读次数:0
创作者要有工匠精神,“手艺”要好,要学好基本功,要有孜孜不倦的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

▲(图 / 王军)

 

1月6日下午,即墨古城大讲堂在青岛市即墨区经济开发区科创中心报告厅举行,本期演讲邀请到了著名作曲家徐沛东。

多年来,徐沛东创作了大量广为流传的经典歌曲,如《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篱笆墙的影子》《亚洲雄风》《我像雪花天上来》《爱我中华》等。现场,他以“文艺创作的回顾与展望”为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入地阐述了对于如何建立文化自信、文艺创作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文艺发展的思考。

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尊敬,是每个华夏子孙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述了自己的往事。他说自己是在文学艺术的滋养下茁壮成长的。在他的知青时代,文学艺术带来了精神享受,锻练了人生品格。总书记曾在全国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什么叫文化自信?首先得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是优秀的,才能有自信。科技高速发展,文化高度交融,如果自己的文化方向迷失了,即使经济再发达,将来也是危险的。因此,保留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更准确地讲应该是“文艺创作的继承与创新”。所谓继承,是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尊敬,这是每个华夏子孙的责任。我刚刚从国外回来,在加拿大待了两个半月,写一个歌剧。创作的时候我研究了很多中国戏曲。京剧对当下年轻人来说像个古董,年轻人不太能够接受,但是大家别忘了,京剧有200年历史,在这200年历史的长河中,它成为了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京剧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形成的。它的第一次振兴有赖于政府的推波助澜,慈禧太后非常喜欢京剧,也非常懂得京剧。京剧进入了宫廷之后,成为了艺术发展的重要推手。而那时候没有印刷物,就是靠着戏曲的口传心授,形成了完整的京剧思想。京剧为什么有这么鲜活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新,因为它来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积淀。

京剧的伴奏一直在演变。一开始只用京胡,京胡是高音乐器,特别刺耳,但是京剧非它不可。后来又加了弹拨乐,更绝了,跟京胡配起来珠联璧合。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又增加了一个乐器叫“嗡子”,即京二胡,比京胡低八度,女声唱腔时,会对声线有很好的包容,实际这些创新都是中西方相互渗透、相互冲击而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现代戏,后来成为革命现代样板戏,这是对京剧的一次重大改革和重大创新。大家听老戏的时候特别不能接受,觉得慢,一个字唱半天。再听样板戏,它的结构节奏基本趋近于西洋歌剧。

京剧的发展,百年之后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要出新,不创新就会被历史淘汰。实际上京剧的革命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是戏迷,他认为这种艺术作为要想让现代人喜欢、传承,必须进行改造、进行创新。

今天又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如果京剧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有点愧对祖先。

京剧的作曲法非常之科学,虽然它本身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设计创作,但它跟西洋的作曲理论有惊人相似之处。京剧非常之严谨,有慢三眼、导板、剁板等板式,很多板式就是西洋音乐创作的结构。不但有结构,还有调式,有西皮、二黄、反西皮、反二黄等等,形成了整套京剧的创作方式。它跟西洋音乐创作是有关联的,而这种关联,是一种冥冥之中的自然结合,不存在西洋音乐对京剧音乐进行覆盖,也不存在京剧音乐对西洋音乐进行抵制,因此艺术的发展都是相互交流的。

我想用京剧的例子来说明文化发展的一种内在逻辑——没有继承,文化是留不下来的;没有创新,文化也不可能发展,所以继承和创新都不能偏废。


▲现场听众聆听徐沛东的精彩演讲(图 / 王军)

 

如何继承,如何创新

我是1980年初开始从事音乐创作的,一路走来,我亲历了国家发展的每个时期,所以我的音乐创作,得益于时代给我的感受,得益于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给我的培育,我是在这个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习总书记谈道,“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说得多好!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东西没有更基础的、更广泛的、更深厚的自信的话,那就不可能踩着前人的脚步向前走,不可能踩着巨人的肩膀往上爬,文化的发展一定是有积淀的,不能凭空捏造。任何违背人类发展的艺术,都是反人类的艺术。

著名文艺创作者傅雷先生给他儿子傅聪写了一封信,信中是这么说的,“艺术家要提防两个方面:一是僵死的学院主义,一是低级趣味的刺激感官。为了预防第一个危险,需要开拓精神视野,保持对事物的新鲜感;为了预防第二个危险,需要不断培养、更新、提高鉴赏力。”这是他对文艺创新非常有名的论述。艺术是有人文情怀的,歌唱家每次表演都不是呆板的,心里的感受都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就是艺术的冲击力。所以艺术创作贵在创新,不能死板地抱守所谓学院主义。也不要迎合,受众喜欢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这不是创作者的追求,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活力极大的当下,创作者非常容易迎合,迎合带来的恶果就是自己的作品没有深度、浮躁,不能感动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芳华》?去年11月份,冯小刚导演专门请我看了一场,我看了非常感动。我本身也是文工团出来的,电影里的生活历历在目,它反映了时代的一种人文精神追求。所以艺术创作,必须要扎下根来。冯小刚导演给我发了短信,说:“沛东,这个片子是我拍摄这么多年来,最有感受的一部片子。”尽管大家对这部电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首先我觉得冯小刚导演对艺术是认真的,是遵循艺术规律的。他这次把演员集中起来,两个月中什么都别干,就把剧情吃透,所以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眼睛里、表演里,电影的摄像里、音乐里,都流露出纯净,所以它感动人。令冯小刚导演非常自豪的是打仗那场戏,7分钟的一个长镜。长镜首先考验一个演员的表演功底,演员的台词不能断,表情不能断,7分钟的长镜,这完全是赌博,如果不成功,几百万块钱一下子就打水漂了。拍这场戏的时候,机器跟着演员黄轩一直走,所有其他人入了画以后还是跟着镜头,爆炸点的出现、坦克的出现、沼泽的出现,所有都必须一次完成。这可能在国际摄影史上也是极为难得的,它所带来的冲击力比蒙太奇的剪辑更有说服力。如果不创新,最后呈现的效果就是一般般。所以《芳华》这部电影是有追求的。

继承与创新,永远是文艺创作两个不可或缺的方向。为什么我在歌剧创作时要研究京剧,我是想通过京剧的发展创新我对现代歌剧的认识。这就是傅雷先生所说的,“需要靠多方面的修养和持续的警惕”。什么是修养?“修”就是要懂、看、博览,“养”则是不断培育。很多人学习艺术,比较关注“修”,这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养”,而且“养”不仅仅要在课堂上、课本里,更要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都有不同的感受。

 

两首歌的创作历程

搞艺术创作,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搞表演还是搞创作,同样的音乐曲,每个人呈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这就是对艺术创作的一种要求——语言。

《我热恋的故乡》是我的成名曲,它是一首西北风的歌曲。那个年代的一批歌曲,像《雪城》《便衣警察》《一无所有》《黄土高坡》,都属于西北风歌曲,它们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音乐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冲击力。《我热恋的故乡》的音乐语言是民族的,是我从河北梆子中获取了元素,把它变成了我的东西。大部分中国歌曲讲究一种韵律的平衡,而这首歌曲在当时打破了这种平衡,这一点是我从西方音乐中借鉴而来的。虽然这首歌的年代有些久远了,但一听就能感受到80年代的火热,人们从过去穿一样颜色的衣服、吃一样的菜中解放了出来,发现原来生活这么美好,人们的热情、思想在迸发,那个时期出现这样的歌曲,是一种时代的反映,所以歌曲出来以后,很快被老百姓喜爱。

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所以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写出了《复活》,创新来不得投机取巧。说实话,作曲不难,但是有什么用呢?创作出来的很多都是垃圾。我创作时不轻易下笔,要考虑很长时间,我可能先把一个我认为好的语言记下来,不马上对它进行肯定或否定,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弹一弹,反复进行推敲,再进行定夺。这时候你的“修”就非常重要了,如果学习得不扎实,在各方面没有很好的修养,可能写出来的东西就很随意、很不讲究。

一个创作者必须有很准确的审美情绪,这就要培养自己本身艺术之外的修养,得有知识、有认识、有高度,才能使自己在艺术表演中是鲜灵活现的,是有生命的,而不是模仿的。

还有一首歌,我想跟大家讲讲创作的过程。这首歌叫作《我像雪花天上来》。

这首歌曲的语言跟刚才那首完全是两码事。这首歌曲,是我1995年创作于意大利的。当时我们去意大利演出,坐着大巴从罗马一直到米兰,沿途景色很美。我当时很兴奋,就跟同行的老师说,“咱们写首歌吧,写首爱情歌曲,而且是美声的。”他们说好。有了主题之后,我就写了这么一个调。这个调是很怪异的,从作曲法上讲,四度大跳对器乐演奏来讲是比较忌讳的,因为难度很高,歌手也比较难唱。但这正是它的特色——难的东西如果解决了,它就是特色,如果解决不了,那就说明也许违反了正常的规律,还得再考虑。这首歌的原版是阎维文唱的,唱得挺好,歌曲就写出来了。刚开始这首歌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片尾曲播出了,播出之后也没有什么动静。后来很多歌手觉得这首歌不一样,都翻唱这首歌,这首歌现场演唱有一定难度,因此它也经常出现在歌手大赛上,这首歌就这么火了。

有一年的“十一”晚会,中央电视台说要用这首歌,但又觉得歌词不合适,想要修改,我不同意,要么干脆别用,要用就一个字都不能改。我向他们讲述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我们就是要写成一首非常自我、非常美好的爱情歌曲,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么赤裸裸地用美声去追求爱情,是极其鲜有的。后来这首歌曲没有上晚会,但它依然是我非常珍爱的作品,如今各大院校都把这首歌当作声乐教材。

创作者要有工匠精神,“手艺”要好,要学好基本功,要有孜孜不倦的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我的很多歌曲经过了很多很多次打磨。我最早有首歌曲叫《红月亮》,一开始的配乐,我听了以后觉得很别扭,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配成轻松的、歌舞式的歌曲,老百姓很快就接受了。所以歌曲的每一个细节——旋律、和声、配乐、录音、演唱——都需要有手艺,都需要有工匠精神,才能达到自己所要的精品。即便创作的是精品,也未必能成为精品,所以对艺术一定要苛刻,不能凑合。

(本刊据徐沛东在即墨古城大讲堂上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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