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读史明理
阎崇年 / 商周刊
2019-07-30 16:52:53 | 阅读次数:0
2018年10月28日,著名学者、作家、历史学家阎崇年走进即墨古城大讲堂,他以即墨历史名人郭琇为引线,讲述了郭琇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并分享了自己读书、读史的心得,以及他从多年的严谨治学中形成的对于人生的思考。

这是我第一次到即墨来。其实我想来即墨好久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三四十年的时间,我始终想来即墨看一看,直到今天终于有机会了。即墨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即墨出了很多优秀的历史人物,我看到即墨古城里陈列了即墨历史上考中进士人的名单,他们是优秀的即墨人。另外还有很多能代表即墨人思想、品格、作风的人,历史比较久远的有田横,在我的老家蓬莱也有一座田横山,但是对田横的记载,历史上却少之又少。

 

 郭琇其人

我主要根据历史材料来研究历史。我认为历史材料比较丰富、影响比较大的即墨人应该是郭琇,郭琇是康熙皇帝身边的一位名臣。我曾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里讲 “康熙大帝”的时候讲到过他,“康熙大帝”系列一共有二十多讲,其中有一讲就是专门讲郭琇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在香港出席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请我写了一篇三万字的《论郭琇》。为此,我查了有关记载,以及清代的历史档案等。但是我觉得光给台湾讲郭琇不够,应该给中国大陆的人介绍郭琇。我借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讲郭琇,目的就是让海内外的中国人都知道他的故事。

郭琇是即墨人,这个没有争议。他家里并不宽裕,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了。但是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却立了一个“要读书”的志气,他为了使自己能够聚精会神地读书,就在即墨县城往东大约四十华里(二十公里)的一个山中的小庙里读书。一到晚上,山里狐吼狼嚎,一个孩子孤身在庙里吓得瑟瑟发抖。但即便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郭琇仍然点盏小油灯,一面哭一面通宵达旦地坚持读书。搞政治要胆量,搞军事要胆量,搞学问同样需要胆量。有胆量就敢于冲破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艰苦的环境锻炼了郭琇的胆量。今天在座的家长,一定要培养孩子的胆量。

康熙初期,33岁的郭琇考中进士。在明清时期,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进入到了“士、农、工、商”中的 “士”的阶层。旧时候补的官吏想要得到实职就要等待“补缺”,于是郭琇就在家乡即墨等了十年,才到了江苏吴县(现在苏州的吴中区)当知县。郭琇做知县时,既不贪污,工作又谨慎勤奋,所以他的口碑非常好。一次康熙皇帝让在江苏做高官的皇太子的老师推荐江苏的优秀官员,那人就推荐了郭琇。可是康熙这个人从不偏听偏信,说好或者说不好都得有旁证,旁证就是奏折。官员写奏折给皇帝,写好后用个盒子装起来,再用锁锁上,钥匙有两把,奏折人和皇帝各有一把。其他官员的奏折递上来也说郭琇清正廉洁,于是康熙说就把他调来北京做御史。

清朝的御史相当于今天的纪委,是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普通御史大约官职是六品,比现在的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市长还低一点。升迁后最高的为左都御史,相当于正部级,再往下是左副都御史,相当于副部级,再往下左迁都御史,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御史负责监督吏、户、礼、工、刑、兵六个部的官员的行为,直接往上报。如果郭琇要弹劾一个七品芝麻官并不困难,就算被打击报复,影响也不大;如果要弹劾知府级别的官员,就比较困难了;可是要弹劾高官那就需要有胆量了,要是弹劾不成,他就不能朝里做官了。


郭琇(1638—1715),字瑞甫,号华野,山东即墨郭家巷(今属即墨市)人,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

 

权臣明珠

郭琇要弹劾谁呢?他要弹劾的是当朝首辅大学士明珠。明珠来自显赫的叶赫那拉家族,是皇亲国戚。明珠比康熙大19岁,年轻时就在内务府做事,从郎中、侍郎一路被提拔到尚书的职位,分别做过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管理过军政、财政和官员任免。明珠在康熙议撤三藩、统一台湾以及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起到积极作用。

吴三桂挑起“三藩之乱”时大部分官员不主张平叛,因为吴三桂力量太大,要是仗打败了,天下就没了。可明珠却主张坚决平叛,要把吴三桂的势力全部消灭。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八年时间,前方战事非常紧张,每天各地来的军报有三五百,兵部尚书明珠先看,看完了加上意见送到康熙处连夜批示,最终三藩被彻底裁撤掉了,明珠立了大功。

接着就是台湾问题,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病死,他的次子郑克塽袭延平王,明珠认为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彻底解决台湾问题。朝廷会议讨论的时候,多数大臣主张把台湾放弃,因为台湾与大陆隔着海,八旗是骑马打天下的,马怎么能在海上骑?康熙和明珠商议后,派出福建提督施琅统兵进剿。那时水上作战要根据季风风向,施琅懂海洋文化,他跟康熙提条件,说自己的出兵时间不受皇帝的制约他才能接受任命。于是康熙封施琅为水师提督,由他决定什么时候开战。果然到了前线,施琅接连几个月不出兵,造成了很大损失。那时有流言蜚语说施琅是郑成功隐藏在清朝内部的内奸,准备法办他,是明珠顶住压力,力保施琅。恰好季风来了,清军船队乘六月的西南季风向东穿越台湾海峡,兵锋直指台湾,郑克塽投降,清军一鼓作气把台湾问题解决了。捷报传到北京的时候,这天正好是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月光明,康熙皇帝很高兴,就作了首诗纪念。在收复台湾的问题上,明珠又立了大功。

三藩平了,台湾也收复了,沙俄又在北境雅克萨作乱。雅克萨在黑龙江漠河北岸,俄国的暴徒在那里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康熙在朝会议上讨论,好多大臣的意见还是不打,因为那里太冷了。我去过漠河,那里冬天最低温度达到零下55摄氏度。有一年冬天我去哈尔滨讲课,回北京后我的脸就变得跟树皮一样,整个脱了一层皮。因为皮肤在摄氏零下25度,表层皮就给冻死了,所以你想想在零下50度的环境下这个仗怎么打?可是明珠说,“多艰苦都要打,把俄国占领的雅克萨夺回来,收复中国失去的领土”,康熙采纳了明珠的意见。果然,康熙二十四年,雅克萨战争打赢了。康熙二十五年又打了一仗,又赢了,把雅克萨完全收回了,才有后来的定下了中俄东段边界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所以明珠在抵御沙俄这个事情上再次立了大功。

 

郭琇弹相

康熙朝无宰相,但是有职位相当的大学士等职官。康熙这个时候的大学士共七人,首辅大学士是明珠。纳兰明珠凭借自身的勤奋和才华,从一名普通侍卫成长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太子太傅,成为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他官居内阁十三年,在立了这几个大功之后,就居功骄傲、贪污纳贿。他在朝廷里扩展个人的势力,他的私党在朝中盘根错节,影响了中央皇权的利益。郭琇调查之后就准备上奏章弹劾他,我在《百家讲坛》那一讲的题目就是“郭琇弹相”。

当时一般官员的报告不能直接呈送康熙,文件需要通过负责转递奏折的机构“通政使司”转递。可是“通政使司”的那些官员都是明珠的人,不等到康熙那儿就被拦截住了。郭琇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奏章怎么才能送到康熙那儿,他想了一个办法。有一本书上记载,一次明珠在他的相府(约为今北京宋庆龄故居位置)做寿,当时的明珠权倾朝野,他的长子纳兰性德是满洲第一词人,二儿子纳兰揆叙是国子监祭酒,他的朋友、学生布满了朝廷,朝中很多人都来巴结,借机给明珠送礼。郭琇也去了。当时清朝有明文规定,为表清廉,御史不能给官员贺寿。郭琇的到来让明珠格外高兴,他想,监察御史要来给我贺寿说明我为官清明,于是他整理了冠带去迎接郭琇。没想到郭琇当着众人的面把一本奏章从袖子里面掏出来,说道,“我今天来,就是要表明,我要上一本奏章给皇上。”说完以后就走了。明珠很扫兴,知道这个奏章肯定不是一般的奏章,肯定是冲着自己来的。这件事迅速在满朝文武官员中间传开了,大家都知道郭琇要上奏章弹劾一个人,一猜就是明珠。这件事也传到康熙耳朵里,于是谁也不敢拦着这个奏章,这本陈列着明珠斑斑劣迹的奏章就送到了到康熙那里。于郭琇而言这是莫大的勇气,用今天的话就是敢担当。

这个奏章列了明珠罪状八条。第一条就是私拟“票拟”。当时凡朝廷重要文书,由内阁拟定批答文字,以墨笔写于票签上,送请皇帝批准,称票拟。这实际上就是代拟好“御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纳。这个拟稿很重要,如果康熙同意了,就批示“知道了”。 而这些可以左右皇帝意见的“票拟”都是明珠跟他的私党在家里面做的,这罪过大了;第二条是收买人心,树立自己的权威。每次朝廷会议上讨论的官员任免问题,明珠都会跟被任命的推荐人说“皇上同意了,你是我推荐的”,而康熙不同意的,他就说“某人不同意你,所以你这个官当不成”。这也是个大罪;第三条结党营私。明珠在朝中成立了一个小派别,内阁一共七个大学士,有三到四个人是明珠的私党;第四条是买官卖官。官员到点之后要升、要转、要降,都要送钱给明珠,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他的就不一一说了。

第二天朝中没有任何声音,所有官员都在朝廷观望。到了第三天康熙宣旨,多名与明珠勾结的高官被免职,这下震动了朝野。而康熙对明珠却很客气,让他回家休息,没有抓他、没有处分。康熙就惩罚了几个非主要的人物,其他人照常工作,而郭琇被升为左都御史。

郭琇在“弹劾明珠”这件事上的做法太巧妙了,他不光聪明,更重要的是有智慧。聪明跟智慧相比,哪个更重要?如果光有聪明没有智慧,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在座的家长不仅要关心孩子聪不聪明,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孩子智慧的人生态度。

 

坎坷一生

这件事到此并没有结束,被郭琇弹劾的人千方百计地、直接或间接地报复他,数次诬告构陷。第一条罪名就是足以杀头的欺君之罪。有人诬告郭琇父亲曾入贼党伏法,而郭琇私改父名请诰封。康熙令人在无人时勘问郭琇是否系贼党之子,郭琇含着眼泪说是诬告。 康熙帝虽知郭琇蒙冤受屈,但朝臣众口一词要置郭琇于死地,两相权衡之下, 他令郭琇休致还乡。等朝廷的风波平息之后,康熙又启用了他。

郭琇虽然获得了帝王恩赦,但仍未逃离致命危机。接着又有人落井下石,告发“郭琇任吴江县令时,曾侵吞官仓粮两千三百余石”。官仓粮食被吞没的确发生于郭琇任期内, 但他当时已经调离,和他没有直接关系。而且郭琇知晓后,赶紧派人代买漕粮足数还仓。但是这个罪名还是成立的,康熙又让他回家休息了,忠臣一定有明君保护,这是康熙第二次保护郭琇。此次郭琇被迫在故乡蛰伏达九年之久。

第二次风平浪静以后,康熙又任命郭琇为湖广总督。在湖广期间,郭琇虽然年岁渐高,却魄力不减:他励精图治,广施惠政,过问田赋钱粮,关心黎民疾苦。同时他还不改初衷,继续连连上疏,弹劾当地贪官污吏,澄清湖广吏治。就在此时,构陷诬告又沉渣泛起。到了康熙四十一年,郭琇再次被罢官,黯然回到即墨故里。其实康熙都仔细核实了,也知道这三件事情都是诬告。不过这时候郭琇也老了,康熙感念他这一辈子很辛苦,就让他回家养老了。回到故里的郭琇一直没有儿子,这是很大的事儿。旧时的观念是没有儿子就是断了香火,亲戚朋友都劝他说,“官做得这么大要有后”。于是在家人半劝半逼下,郭琇又娶了个二房,这个二房连着为他生了三个儿子。

清朝,每每有高官故去之后,朝廷都会为他们立传,相当于现在重要干部逝世之后,组织部会为他写生平。那时候没有档案袋,只有一个“传包”,这个包袱里面收集了跟这位大臣有关的所有材料。郭琇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弹劾明珠,而为郭琇立传的时候,人们发现郭琇当年弹劾明珠的奏章却找不到了,有人揣测,这是康熙为了保护一些人,所以将这份奏章销毁了。但是郭琇把这份奏章留了个底稿,在他家里存放着,在修他的文集《华野集》的时候找到了,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这八条。后来郭琇的《华野集》也被收录到《四库全书》里了。 

郭琇的《华野集》是研究郭琇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今天我在古城参观的时候,看到你们把很多即墨名人的资料都线装起来了,这个非常好。你们可以把《华野集》做成精装书籍,放在古城和区档案馆里陈列,还可以作为最贵重的礼品送给重要的宾客。

有时候我想,我在中央电视台讲完“郭琇弹相”以后,也没有收到当地政府的反馈。而我讲了陈廷敬,山西马上找来。陈廷敬也是康熙朝的一代重臣。他为官清廉,虽官至宰辅,生活却非常清贫,冬天只吃腌菜。为官五十余年,只有老屋数间,变卖之后归老。陈廷敬被康熙帝赞扬为:宽大老成,几近完人。后来我又讲了清官于成龙,他曾被康熙评价为: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一生节俭,虽然官越做越大,但是艰苦朴素的精神一直在他身上有所体现。他在江南时,整日吃糙米,喝稀粥,食青菜,终年不知肉味。因他面如菜色,江南人们称他为“于青菜”。 郭琇就是像陈廷敬、于成龙这样的人,否则他不能弹劾别人。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别人还造谣诬蔑诽谤他,若是他真的做过哪怕一点点贪赃枉法的事情,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他一定十分清廉,否则没有那个胆气。我们应该把郭琇的文集《华野集》好好地整理,通过电影、电视、网络、图书等媒介传播,使得郭琇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即墨、青岛、山东,也让这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惠及十三亿同胞,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有这样的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百姓做事情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曾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诗句;北宋的范仲淹也曾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者应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分愁担忧,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郭琇就是以宋代大儒张载的“四个为”来严格要求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学历史就是要学这种精神。如果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个人都有这种精神,那么中国就是无敌的,是任何力量都打不倒的。

懂点瓷器知识 提高文化艺术修养

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注意几个修——第一个是修道德,这方面郭琇是一个典范,第二个是要修文化,第三个是要修艺术。

中国人现在衣食无忧,而过去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是学历史的,我认为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中国人就吃不饱。商朝周朝时的人吃不饱,秦皇汉武时有饿死人的,唐宗宋祖时没有完全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元朝也不行,明朝有卖人肉的,清朝康乾盛世时也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我觉得,中国人真正吃饱饭,就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我曾经去过一个省,省里有个领导说,“阎老先生,您想看什么好风景,我们陪您看。”我说想看看你们这里最穷的县。那位领导说,“那您看不到了,因为去到最穷的地方要翻好几座山,没有车,走过去需要好几天,回来还得好几天。”我问那怎么办?那位领导说,有个比较穷的地方,白天去了,晚上就可以回来。我就去看了,那里真的很穷,但是那里的百姓可以吃白面,可以吃饱、有衣服穿。

所以中国现在是有甲骨文字记载以来,百姓第一次吃饱饭,有衣穿。

我们衣食无忧,但是还有别的忧,其中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要提高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特别是即墨这个地方,经济情况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好的,就更加需要提高艺术修养。

提高艺术修养的方法很多,除了学点音乐、学点舞蹈、学点书法、学点绘画,还要有点瓷器的知识。

我去年和今年出了两本书,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御窑千年》,今年出了一本书叫《森林帝国》。这次来青岛有记者问我,“阎老师您是搞历史的,怎么又研究瓷器了?”我说,研究历史的材料,一种是文献,还有一种是实物,档案算文,瓷器算物,懂文还要懂点物,才能更好地研究历史。


▲知道些瓷器的知识,可以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与文化自信(图 / 新华社)

 

令中国人感到骄傲的事情有很多,其中一件便是瓷器。中国的英文叫“China”,为什么?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这样的:瓷器产生在昌南(现在的景德镇),昌南烧制的瓷器传到欧洲,欧洲人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想给它起个名字,说这个东西产在“昌南”,那就叫“昌南”(China)。我们中国国名的英文和一个东西的英文一样,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我们跟外国人谈什么?可以谈瓷器。一直到清朝乾隆晚期,欧洲人还不会做瓷器,派人到了景德镇,这儿学一点,那儿学一点,这才开始做瓷器。知道这些,可以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与文化自信。

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瓷器的?很多学者看法不一。有的说原始社会就有,有的说汉朝时期开始有的,谁也拿不出证据来。现在能够拿出文字和实物证据的,是从唐朝开始的,那时瓷器还没有在老百姓中普及,只有少量存在于在宫廷和寺庙中。唐宋瓷器的特点是单色瓷器。中国正式烧出彩色瓷器是在元朝,所以现在叫“元青花瓷”——胎是白的,花是蓝的。元晚期可以烧出有一点红颜色的瓷器,叫作“青花釉里红”,有三种颜色。

到了明朝,我们还不知道青花瓷是元朝开始有的,到了清朝也不知道。民国的时候还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还不知道。一直到“文革”,我们还不知道元朝能出青花瓷。

最先发现青花瓷出产时间的是英国大英博物馆陶瓷部的一位官员,这个人研究瓷器,发现瓷器上有贴字“至正十一年”,一查是元朝,出产的地方在中国江西省上饶市的婺源,是景德镇旁边的一个县。于是这个英国人断定,元青花瓷产生在元朝至正十一年。

接着是一个美国人,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时上了汉语课,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硕士,又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元青花瓷。那个英国人所提到的是一两件元青花瓷,不能说明普遍问题。这个美国人到了伊朗、土耳其等地,从瓷器仓库中找出了84件跟元青花瓷一样的瓷器,由此证明元青花瓷不是一件两件,而是一个类型的瓷器,出产在中国元朝时期,全世界这才承认元青花瓷是中国的。可惜,我们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看到国外的论文和杂志,才知道这个事情的。

我在《御窑千年》里,把英国人发现元青花瓷的英文论文原文进行了引述。那位美国人在上世纪50年代所写的博士论文,我也买回来了。现在完全可以证明,元青花瓷出自中国,出自元朝。在明朝得到了发展,明朝不仅仅能烧制出元青花瓷,还能烧制出蓝色、红色、绿色、黄色等五六种颜色的青花瓷。清朝进一步发展,从康熙年间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除了五彩之外,还要在外部擦一层粉彩,瓷器显得漂亮光滑又温润。康熙晚年的时候,工匠们开始研究珐琅彩,这是国外的一种工艺,当时在皇宫的养心殿成立了造办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作组,由康熙负责,找了西洋画师,用的西洋胎,做出来的珐琅彩特别漂亮。雍正和乾隆时期,制瓷技术又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次来青岛有人问我,乾隆时期的瓷器是不是太俗,风格像是农家乐呢?我认为不能这么说。康熙时期的瓷器典雅朴素,雍正时期的瓷器高雅,而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到了乾隆的时候,所有色彩都能画出来。比如绿颜色,柳树刚发芽的嫩绿,长长之后的碧绿,再长长的墨绿,这个绿可以分成七种颜色。乾隆时期,可以分出几十种颜色,想要什么颜色都可以做,这在过去是不行的。制作蓝青花的时候,画笔在瓷胎上画上去是没有颜色的,到窑里一烧产生金属氧化物才能看出颜色,温度需要一千多度,这在过去是烧不出来的。

瓷器怎么通过陆上运输?对此,有一本书做了记载:景德镇做的瓷器,先用船从运河上运到北京,在瓷器上弄上水,就冻成冰了,再弄上小麦,就发芽了,由此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前段时间,北京一位民营企业家的家里有个元青花瓷,对我说,“阎老师,我有个宝贝,您来看看。”我说你这个是假的,他问怎么证明这个是假的,我就一二三讲给他听,他一听还真是这样,这才有了些瓷器的知识。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些关于瓷器的知识,我们不做鉴定专家,而是借此提高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中国的传统音乐、传统书法、传统绘画等都影响世界,瓷器也应当是非常好的媒介,向全世界证明,只有中国发明了瓷器,一直到清朝,中国烧的瓷器是质量最好的,引领世界将瓷器的烧制技术发展到了新高度。


中国正式烧出彩色瓷器是在元朝,叫作“元青花瓷”(图片源自网络)

 

天合 地合 人合 己合

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人都要处理四个关系。第一是处理跟天的关系,第二是处理跟地的关系,第三是处理人跟人的关系,第四是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

首先说天。古人重视天。圣旨中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里有 “天”。北京天安门,是中国国家的象征,明朝时叫“承天门”,清朝时名字改了,叫“天安门”,“天”字始终没有改。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四大天府——应天府、顺天府、承天府、奉天府,名字当中都有“天”,足见古人对天的重视。所以我们一定要处理好跟“天”的关系。我们所拥有的知识越多,官做得越大,肩上的任务越重,就越需要处理好跟天的关系。

第二个是跟地的关系。任何人都离不开地,宇航员去太空转一圈回来还得落在地上。即墨在处理人跟地的关系上,经验值得好好总结。即墨的地,三十年前是这片地,五十年前还是这片地,今天建设得这么好,就是充分利用“地”这个因素来进行发展。

第三个是人跟人的关系。如今的青少年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最不善于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太独,需要家长捧着、哄着。从郭琇的经历来看,小孩吃点苦、吃点亏,磕点、碰点都没有关系,都有利于他的成长。我常说,一个人能在多大的平台上处理好人际关系,他的事业就能做多大。你能处理好一个班的关系,你就做个班长,你能处理好一个团的关系,你就做个团长。

下面我想讲讲“己合”。经常有记者问我,“阎老师,您这个“己合”是什么意思?”我说有两条,一条是生理平衡,再一条是心理平衡。先说生理平衡。诸位,人如果生理不平衡,就会头疼、胃疼,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学生忙着念书顾不上,干部忙着工作顾不上,经商的更是顾不上,都不去主动维护自己的生理平衡。等到病来了,才赶紧去找医生。我们对待自己要像对待车那样经常保养,别等车在路上抛锚了才给4S店打电话拖回去,要经常维护身体各个器官之间的平衡。小病虽难免,但要争取把大病尽可能化解掉。

80岁的时候我去了布达拉宫。60岁的时候我就要去,别人说,“不行,人过60岁就不能上去,别去了,去了就回不来了。”我就没有去。到70岁了,我说,不行,我得到布达拉宫去看一看。别人说,“你60岁都没有去,70岁能行吗?不能去。”这一拦又十年。到80岁了,我说我得去。我有个朋友挺好,说,“阎老师您挺忙的,都交给我,我给你办这个事儿。”算好了时间,七月中旬左右,是最好的季节,所有准备都做好了,就等着订机票去了。还差一个礼拜,该订机票了。我打电话问机票订得怎么样,那位朋友说,“阎老师,我正要找您吃饭呢。”我心想,坏了,人家帮你订机票,帮你安排住宿,帮你安排接机,还要请你吃饭,你是神仙吗?我跟他说别请了,有什么话直说吧。他说,“阎老师,所有人都反对我管这事儿,说把老爷子撂在拉萨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我说算了,我自己去,任何人都不用负责。

我坐飞机去了,下了飞机有朋友接我,给我安排宾馆。第二天去布达拉宫,并没有费劲,我一直爬到最高的地方,海拔有3800多米。爬上去以后,心里头豁然开朗,我就觉得,一个人如果不去一次布达拉宫,那人生是一大缺憾。下来以后,我们吃了饭,往八角街、大昭寺转了一圈。晚上有朋友开着车带我到布达拉宫后头的那座山,车开到半山上,看拉萨河,灯光非常漂亮,景色也非常好。

我还在80岁的时候爬过武当山。爬武当山非常艰险,当地的朋友说,“阎老师,别爬了,您一定要爬,我们坐滑轮上去。”我说不行,爬山爬山,得爬。朋友只好答应,说弄个导游给我讲解,他们陪着,受受教育。我们一行七八个人,那时候还下雪,一直走。后来我才知道那七八个人当中有两个是抬滑轮的,怕我爬不了再滑上去,还有个护士,还有导游。我也很高兴,没让他们抬滑竿,爬上去了。


阎崇年参观即墨古城(图 / 李香荣)

 

我从二三十岁开始参加学术研讨会,凡是遇到80岁以上的人,都要问问人家:身体这么好,有什么经验。后来这就成了习惯——凡是岁数大的,我一定要找他谈一谈。我前一段时间到烟台,他们说烟台有个105岁的老太太,精神好得很,我就买了点点心提着去看她。105岁的老太太,在家里当着我的面剪纸,剪蝴蝶,剪完送了给我,脑子一点不糊涂。我问她有什么经验,105岁还能身体这么好。她讲了几条,其中一条就是要注意身体的平日修养。身体好了,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你多干十年,不就是给民族多干点事情吗。

2008年的春天,一天我在家里,突然有人敲门,说,“我是某某先生派来的,他新出了一本书,让我送给您。”这位先生我知道,但没有见过面。我打开一看:崇年先生指正。再一看落款:时年105岁。这必须得礼尚往来,得跟老先生约一下。我也带了本书,去拜访老人家,我计划在他家待15分钟,15分钟以后我就安排了别的事。到了他家,老先生说,“你的《百家讲坛》我看了,挺好的。”完了又滔滔不绝,天文地理、英文法文没完没了。我一看表,半个钟头了,又不能打断老先生。我说,“讲了半个钟头了,您喝点水吧。”老先生喝了水又接着说,一说又半个钟头。我一看表,一个钟头了,我说再喝点水吧,老先生一口气说了两个小时,我时不时让他喝点水,老先生说,“哎呀,我想你一定接下来有事儿,想让我赶紧结束,我是闲人,你什么时候有空再来,咱们聊天。”我说好。

又是第二年的春天,一天又有人来敲门了,老先生的新书又出来了,书上的落款长了一岁,106岁了。第三年又出了一本书,落款成107岁了。我就带着本子和笔去拜访他,听他一个人聊。他说了两个小时,我也不催,他说他的,我喝我的水,听到重要的事记一记。最后老先生说,“阎先生,我求您个事儿。”我受宠若惊,一百多岁的老先生,求我个事儿,我当然愿意尽力了。我说,“好,您请说吧。”他说,“您呢,跟清华、北大都挺熟,您给我捎个话,跟他们说,我想到他们那儿演讲演讲,时间多了不敢说,三个小时没问题。”我说好。他说,“别去了,我跟您开个玩笑,我敢去,人家还不敢请呢,我一百多岁,讲着讲着倒在讲台上谁负得了责任?别说了,别说了,开个玩笑。”

老先生说,“我有三次死里逃生,于是我就想开了,把烦心的事儿化成高兴的事儿,每天都很高兴。”

所以除了修身之外还要修心,一个人健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心的修养。

一个记者问我,“阎老师您身体挺好?”挺好不敢说,只能说还算凑合。他问我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经验,就是读书。

为什么要读书呢?这个讲座开始前,中午我们一起吃饭,一位女士偶然说了句话,她说读书好,因为读书就会发现,自己那点芝麻粒大的发愁的事儿,跟书里一比,简直不值一提,也不值得烦恼。就是这样的。

我认识一个人,受了点委屈,没撤职没降级,工资也没少,就是受到了不太公正的对待,他就在家里生气。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生什么气,应该高兴。你也是学历史的,知道袁崇焕吗?人家官比你大,为国立了大功,结果下场怎么样?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千刀万剐,家破人亡。你就是被批评了几句,受了点委屈,算什么?

读书使人心大、心硬、心善。在座的家长朋友,一定要锻炼自己的孩子心要硬,要经得住敲打。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高校学生跳楼自杀的新闻,就因为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历来考班里第一名,考上好大学之后,排名靠后了,就想不开了。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心要硬,要像钢一样经得起敲打。读书能使人心硬,使人快乐。

所以说,我们要加强道德、文化和艺术的修养,加强自己身体和心理的修养,让大家都健健康康、高高兴兴的工作、学习,为咱们国家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刊记者张碧琪、张雅乔据阎崇年在即墨古城大讲堂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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