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方:丝绸之路与大文化
齐东方 / 商周刊
2018-08-30 15:34:09 | 阅读次数:0
走过十几次“丝绸之路”的齐东方用自己多年的探索经历和考古成果,生动阐释了古人是怎样在交流中实现了文化的相互馈赠。更以古代中国的开放精神启示当下:坚持开放与交流,才能塑造真正的文化自信。

5月30日,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齐东方在即墨古城大讲堂做了题为“交流的价值——外来文物与文化交融”的演讲,聚焦汉唐时代的中外交流史,以丰富的考古资料讲述商品贸易所引发的东西方文明的碰撞。

走过十几次“丝绸之路”的齐东方用自己多年的探索经历和考古成果,生动阐释了古人是怎样在交流中实现了文化的相互馈赠。更以古代中国的开放精神启示当下:坚持开放与交流,才能塑造真正的文化自信。


著名考古学家齐东方在即墨古城大讲堂开讲

 

我今天到即墨古城来,时间很短,却有很大的收获,实际也体现了这个题目“交流的价值”,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交流中共同发展。今天,通过考古发现的古代实物,看看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丝绸之路是中国人很熟悉的名词,特别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古老丝绸之路新的内涵,也为我们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的契机。

近年来,我连续参加了几次前所未有的考察,比如丝绸之路“昆仑道”与“天山道”的考察,这两次考察给我的印象刻骨铭心。因为条件所限,在过去这些考察无法进行,但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做这些考察了。

古丝绸之路从中国通往欧洲,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专利,其它国家对此也非常关注。我曾去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那里到处都能看到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图标。

今天我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丝绸之路”,第二个问题是商品的魅力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第三个问题是模仿、借鉴、融合、创新。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丝绸之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中国早期的地理概念。古代的讯息传播比较落后,跟现在完全不同,所以就形成一个地理概念,认为天下的土地都是君主的土地,土地上的人都是君主的子民。这种概念孔子做了进一步发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

这种思想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因在于公元前138年张骞通使西域,古人称其为“凿空”。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所到之地有大宛、康居、大夏等,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姆河流域等地。第二次去的地方更多,当时一些地方的使臣还随张骞回到长安,从此以后中国跟西方的交往打通了。这极大地动摇了原来的地理政治概念,原来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世界还有其它国家、其它地区,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这是中国第一次放眼世界。

张骞通使西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最重要的是它跟过去一般的交往不同,开创了我们与西域诸国政府之间的往来。这一时期,汉武帝和重要大臣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改变了过去把异态文明看作是自身敌人、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加以对付的做法,使我们开始试图了解异态文明,并寻找东西方文明对峙中的调解办法。

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中国发生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汉代的时候,丝绸之路以商贸的形式出现,但更多地附属于当时的军事和政治目的;第二阶段,南北朝时期,单纯的商业交往增多;第三阶段,隋唐时期,在商品贸易交换的基础上,更注重文化交流。

不同时期的交流,有不同层次的变化。

这时候就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隋炀帝。中国古代的皇帝很多,正式的大概500多位,耳熟能详的除了秦始皇、汉武帝,一般都会想到隋炀帝。在以前的教科书里,基本上把隋炀帝作为负面的皇帝来描写,但其实他是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的一位皇帝,他做了几件大事,影响深远。一是开通大运河,打通了中国南北之间的交通;二是建立了科举制度,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第三件事,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亲自西巡的君王。文献里记载,历时半年的艰难旅途,翻越山脉,死伤过万,隋炀帝率众到达张掖,会见了27个国家的君王和使臣,后来回到洛阳以后,他还把各个国家的人召集到洛阳进行交易活动,盛况空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对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历史上,很多有作为的人都因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心胸开阔,汉武帝、秦始皇、隋炀帝皆如此。东汉末年的皇帝为什么差劲?他们很多一生当中连洛阳都没有离开过,那样的皇帝能有什么作为?

隋亡唐建,唐朝开国皇帝叫李渊,他打下天下以后,在宫廷里举行了庆功宴,当时他非常高兴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如今民族大团结,无论你是哪族人,都在统一的大唐王朝之内,这是观念上的变化。唐太宗李世民当政时期,唐朝降服西突厥后,李世民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意为平定了西突厥后,国家安定,可以通商了,外国人听了也很高兴。即便经过残酷战争,和平通商和友好交往仍然是人类的最终目的。

张骞通使西域以后,各国使者艰难地往返在沙漠戈壁,有的到中国来,也有中国人到外国去。在古代文物中,出现很多骆驼的形象。特别是汉代、南北朝开始出现大量的骆驼工艺品,而在此之前的骆驼工艺品数量不多,甚至有时候把它作为动物当中的一种,但从南北朝开始,骆驼不仅仅是一种动物,更是丝绸之路的一种象征符号。它的标志一个是骆驼跟胡人搭配,还有一个是驮的货物非常明确,就是丝绸。


胡人和骆驼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对丝绸之路的重视已经不仅是政府的推广,丝路贸易、对外开拓的精神成为社会普遍的追求(图片源自网络)

 

如果看文献、史书的相关记载,很多都是讲战争,比如卫青、霍去病消灭匈奴。但是文物就不同,文物是歌颂和平友好交往。

汉代的骆驼,很多做得不好看,甚至不怎么像。南北朝时期的骆驼,又有一些变化,不管做得好与坏,很多都有一个标识性的东西——骆驼背上的驼囊,驼囊里面装的是货物。到唐代的骆驼就更加丰富多彩,骆驼不光做得精美,驮着各种各样的货物,甚至还有胡人坐在上面。而宋代以后的骆驼工艺品很少。

为什么有骆驼的地方,骆驼的瓷器、陶俑形象做得不好,没有骆驼的地方反倒做得好?这里有两种解释:一是,当时的西域不是全球文化中心,所以那里没有高水平的艺术家;二是,越是和生活联系密切的,反倒越不在乎,而越是让人感到生疏的、好奇的,就会精心塑造。我觉得后一种说法可能更有些道理。也就是说,当时不仅仅是统治阶层了解丝绸之路,普通老百姓也在讴歌、赞美丝绸之路。

到唐代以后,关于丝绸之路、丝绸和骆驼的描述很多。这些骆驼做什么用呢?就是往返于丝绸之路,把东西方不同的商品贸易进行转换、运输,而这背后是人的交流,这种交流慢慢地会引发交易双方的改变。

唐朝以后,有各种各样的胡人俑。我国的相关文献,对各国人的描述差不多,基本上都是深眼、高鼻、大胡须、卷发、高颧骨。就跟现在中国人一样,如果到欧美去,中国人很难分清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欧洲人看东方人也是一样,分不清楚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可是中国人分清东方人是没有问题的,欧洲人分清欧洲各国人也没有问题。考古资料比文献鲜活生动得多,胡人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且在唐朝突然间出现大量的胡人俑,绝不是偶然现象。在此之前不多,在此之后几乎没有。

胡人和骆驼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对丝绸之路的重视已经不仅是政府的推广,丝路贸易、对外开拓的精神成为社会普遍的追求,而且隐含了对开拓精神的赞美歌颂。所以到唐代出现了盛况,王维的诗说过“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首都长安已如同世界的大商场,举行着永不谢幕的“国际博览会”,贸易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当时的首都长安变得那么有吸引力,是很多人不断努力,使它变成国际性的大都会,成为吸引人才的地方,这跟丝绸之路当然有密切关系。


骆驼是丝绸之路的一种象征符号

 

不久前,我到西安参加了关于外国留学人才的会议,并做了一个讲座,现在西安搞抢人大战、争夺人才。西安大雁塔,是西安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围绕着大雁塔,有很多故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回来之后他写完了《大唐西域记》,然后主持修建了大雁塔,收藏了从印度带来的一千多卷经书。现在印度的很多佛经都遗失了,但是在中国能找到中文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玄奘属于海归,这就是人才,他用见闻和信仰给大家树立了坚韧不拔的榜样。现在做考察,我们有最好的现代化工具,有最好的后勤补给,但考察起来都非常难。我就想,当时玄奘一个人,没有后援,是怎么做到的?这种精神很了不起。

总之,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唐代坚持包容、开放的治国方略,在古老的传统和外来文化的矛盾漩涡中,寻找自己的前进方向。有交流就会有矛盾,大家想想现在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看看唐代人是怎么办的。

 

商品的魅力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我们对一个国家感兴趣往往始于商品。当你发现某个东西特别好,会问这是从哪买的?如果是从美国、日本或是德国买的。你可能马上会追问美国、德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在那里生活着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国家体制?人们最开始引起好奇,就是通过商品。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国的事情了解得非常少。现在全世界都用中国的打火机,都是中国温州生产的,世界各地很多商品都是“中国制造”。可是改革开放初期,我看到打火机时非常震惊,因为那时候中国没有打火机,就问朋友哪儿来的?回答是日本做的。那时候我就特别想了解日本这个国家。古代人的好奇心也是如此。

在敦煌莫高窟有一幅非常有名的《胡商遇盗》图,这幅画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的情况,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遇到一些强盗,要留下买路钱。所以丝绸之路也是非常艰难的,除了自然的威胁,还有人为的威胁。

尽管这样,商品仍是具有吸引力的,和对方进行交换、互通有无,是人类社会的共性,也是国家的共性。在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中国古代,商业的繁荣是对传统的冲击,商贸过程中带来公平意识,影响到人们对生活和其他方面的态度。

考古发现,和盗墓、和一般的收藏文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虽然面对的东西可能是一样的,但其价值全然不同。考古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考古是科学的发掘。考古发现是有器物组合的,是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是有出土环境的。比如在中国出土发现了很多外国的钱币,有古代波斯、东罗马的货币,还有阿拉伯时期的金币等。出土不同数量的钱币,其情况和解释就不一样。比如很多钱币出土在塔基里面,就是把它当做珍贵的东西。还有些是在尸骨嘴里含着,也说明这个东西比较珍贵。现在很多人有种习惯,出国以后,都把这个国家的硬币带一套回来收藏,当做纪念品。那古代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并非如此。举个例子,在新疆一个山缝里面出土了2000多枚钱币,这说明什么?这不是纪念品,而是用来买东西的货币。古今中外各个国家对钱币都是严格控制的,这么多钱币在中国出土,可以想象当时丝绸之路的交往有多么密切繁盛。而且还有出土的文书,直接提到交易的时候外国人用“金银钱”,中国人用的是铜钱。这些钱币可以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作为国际货币来使用,这些发现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古代文物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中国有非常好的青铜器、瓷器、陶俑,但是很少有玻璃。

大家到博物馆要多注意玻璃珠。有一种玻璃珠叫“蜻蜓眼玻璃珠”,有不同的色环,这是外国传到中国来的。当然后来中国人也制造、模仿它。除了可以做装饰的玻璃珠之外,还有大量的玻璃器皿传入中国。最早的玻璃珠在西汉的墓里出土,而且年代比张骞通使西域还早。也就是说,民间的往来,哪怕是间接往来,很早就出现了。


“蜻蜓眼玻璃珠”,有不同的色环,是外国传到中国来的

 

还有一种是萨珊玻璃,萨珊是古代波斯的一个王朝,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萨珊玻璃大量引入中国。不同玻璃的装饰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内凹磨花的玻璃,制作工艺非常复杂,是当时世界高精尖的产品。



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期,萨珊玻璃被大量引入中国

 

玻璃的发明非常重要,甚至会影响一个国家文明的进程。有人说过,人类社会所有的重大发明,70%以上都跟玻璃有关。比如人类用玻璃制造了望远镜,可以看到远方;人类发明了显微镜,可以看到细菌;还有我们日常佩戴的眼镜。玻璃的发明使人们对科学、生活各方面的认知有了极大提高。

为什么中国近现代文明发展缓慢?和玻璃在中国文明当中的缺席很有关系。尽管那时候中国可以制造玻璃,但是当西方人用它发明显微镜、望远镜的时候,中国用玻璃做鼻烟壶的内画,还用玻璃仿瓷器、仿玉器,都用在奢侈品上,而没有用到科学发明创造上。

中国出土了很多玻璃文物,哪怕在西方博物馆、在当地国家也没有这么好的玻璃文物,这从学术研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玻璃的背后能说明很多问题。

玻璃没有发展起来,是我们在丝绸之路上错过的良机。其实在汉代,我们就会造玻璃。中国人喜欢喝茶,早年的玻璃杯一倒热水很容易炸,我们有这么好的瓷器,用不着玻璃,就导致了这方面的遗憾。

商品的交流绝对不是简单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商品本身就有文化内涵,人们在享受商品带来利益的同时,一定会对其背后的文化产生了解的欲望。如同西方诸国通过美丽的丝绸等认识中国一样,中国也是通过外来商品逐渐认识了外部世界。

丝绸之路分三条大的主干线:第一条是“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国的长城以北;第二条是“绿洲丝绸之路”,也叫“沙漠丝绸之路”,是沿着沙漠戈壁的绿洲行进的路线;第三条是“海上丝绸之路”,有人叫“南海丝绸之路”,从中国的南海一直到波斯湾。这三条主干线,它们兴盛的时间不一样。

在这三条主干线上,我们发现了许多外来器物,这些器物是外国人制造的,但都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每次去丝绸之路考察,水是最重要的,这点在相关文物上也有所体现。比如丝绸之路的陶俑,都会背一个包,拎着一个壶,这个壶很重要。还有出土的骆驼文物上挂着的水壶,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装饰,那是把丝绸之路的艰难特别生活化地表现出来。

这个“封和突墓萨珊银盘”是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鎏金银盘,是波斯艺术的器物,明显区别于中国风格。银盘上刻画了波斯古代萨珊帝王正徒步行猎,两手执矛,刺入野猪头部,身旁又有两头野猪从芦苇中窜出。这些器物都非常有价值,全世界只有40多件,现在主要保存于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以及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中国也出土这样的东西,尽管是残缺的,但是学术价值很高。因为中国墓葬里有放墓志的丧葬习俗,根据墓志上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精准地确定文物存在的历史时期,所以这叫“标准器”或“典型器”,比如这件“封和突墓萨珊银盘”就是古代伊朗相当于我国唐代的时候传入的器物。如果想研究萨珊艺术或者是研究丝绸之路上的东西,就得把眼光转向中国。刚才我提到的很多信息量比较大的玻璃器,也都是在中国出土的。


封和突墓萨珊银盘

 

1991年,我有机会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那时候出国的机会很少,也是我第一次到国外。那时的我很年轻,按理说参加这种国际性的学术会以及参加学术考察,我是没有资格的。但是人生有时候不得不需要运气,因为考察要走草原丝绸之路很辛苦,有一些年纪大的、比较有名气有资历的学者就很犯怵,如果没有体能储备,一路下来可能会大病一场。那时候我还算年轻人里面最有学问的,有学问的人里面体能又是最好的,所以我就赶上这么个机会。可是压力也是很大的,因为要在学术会上代表中国发言。我发言的内容中就包括这些中国新出土的文物。这令国外的考古学者大开眼界,因为他们对中国学界不了解,对中国丝绸之路出土的文物更不了解。我介绍说这个器物是五世纪中叶的,他们很是不屑。实在地说,封闭了这么多年,中国确实是很落后。国外学者觉得很落后的国家、又是很年轻的学者,能研究得这么清楚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他们在中国这是一个常识,因为国外学者根本不了解中国丧葬里面有随葬墓志的习惯,墓志会把器物的年代、器物的拥有者、可以使用器物的阶层判断得很准确。所以那次文化传播交流我特别得意,中国人也给外国人上了一课,丝绸之路不光有中国的东西,还出土了大量外国的东西,而且因为年代准确,可以作为研究国外文化的标尺。

我归纳一下中国发现的外来文物有五个特点:第一是有准确的出土地点,这个很重要。比如波斯萨珊银币,如果是在伊朗发现的就没有什么稀奇。还有如果唐代的开元通宝是在中国出土的,有地方甚至出土了数以吨计的数量,却也并没有特别的价值。但是开元通宝如果是在中亚出土的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会思考它是怎么到这儿来、为什么到这儿来。所以出土地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特点是经过科学发掘获得。其学术价值是盗墓所得所不能比的。考古学家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东西有明确的出土位置。举个例子,文物如果是放在死者的嘴里面,这就是一种葬俗;如果是放在手臂上,那就是一个坠饰。第三个特点,器物制作年代下限明确(有墓志伴出)。第四个特点就是同其它器物有组合关系。第五个特点是器物保存完好。

像这种交流多了以后,人的思想不可能不发生改变。通过商品的沟通,人们的观念上也会发生改变。我们看古书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唐朝人记录外国,不再使用“东夷、北狄、西胡、南蛮”这种诋毁的语言去居高临下地描述外族人,东西方的贸易之路变成了东西方对话之路,把频繁的商业交往成功转化成文化的交融。

这个是在山东发现的汉代金灶和金龙,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做的。因为龙是中国人的图腾,灶作为随葬品也只有中国的丧葬习惯有。仔细观察这两件文物也采用了掐丝的工艺,外来的工艺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工匠很快就学会了,这就是交流的好处。


汉代的金龙

 

同时交流当中有时候还出现一些改造,山东临淄有个齐王墓,发掘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银盒是一个带凸起的、水波纹的器物。仔细观察这个银盒上面有三个青铜的钮,下面还配有青铜的底座,这就是中国人对它的改造。改造之后就变成了中国人很熟悉的器物,叫作“豆”,这符合中国人的观赏习惯和使用习惯。其实中国人的器物流传到国外以后,外国人也喜欢把它们弄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所以说交流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改造。

我去伊朗的时候看到伊朗王宫的壁画,描述的是王宫生活。在这些画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的青花瓷,伊朗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绘画当中也有很多青花瓷,画中刻画了青花瓷的使用方式和使用场景。这说明在那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器物已经传到了外国。  

国外表现贵族生活的画作中,很多都有中国青花瓷的身影。这说明中国的器物传到外国,对他们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当时荷兰有一个以写实著称的静物画画派的画中一定都要有青花瓷器,如果没有就好像不对,细致到连瓷器的开片、冰裂纹都画上了,这就是中国瓷器对外国文化的影响。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现代茶具都是青花瓷的,瓷器的花纹构图都来自中国,并一直沿用至今。这里有一个故事,当时中国有一种瓷叫“克拉克瓷”,专门为了外销而生产。名字的由来也很有意思,因为当时中国瓷器大量销到欧洲,后来有一个海盗把满载中国瓷器的大船给劫了去拍卖,他们不知道瓷器的名字,只因为被劫的船叫“克拉克”,所以就命名为“克拉克瓷”。

我们不了解历史就不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就不知道古人有很多创造其实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已经潜移默化在我们的观念当中,真正融化到我们血液当中。这些历史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其实是挺遗憾的。

 

模仿、借鉴、融合、创新

其实文化交流到最后,必然结果就是模仿、借鉴、融合、创新。这里面要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接受了哪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为什么会做出那些选择?外来文化因素与中国文化是怎样重新搭配组合的?我想这里面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现在强调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确实太深刻了。但是也有一些人观念比较保守,说我们现在不能崇洋媚外,外国的东西并不都是好的。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在我看来,我们要有“文化自信”,自信的人才会大度、才不会惧怕。“大的文化”是指任何观念、思想都可以来,用不着担心被干扰,只要有“文化自信”,最后都能被我们融合、改造。就像日本,虽然明目张胆讲全盘西化,学习欧洲、美国,但是到了日本才发现,它跟西方还是不一样,一到传统节日大家还是会穿着和服,因为传统文化是延续到骨子里的。所以不要有这种担心。

我们看看古人是怎么做的。带把的杯子如今太常见了,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也跟外来文化有关。当时在中亚地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流行一种中亚银器叫做“带把杯”。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人都是用碗。“带把杯”在中国古代很少出现:新石器时代偶尔看到带把的、汉代也有个别器物带一个小把,但这些主要是起到装饰作用,不能承重。咱们喝茶、喝酒都是用碗,为什么用碗?因为那时候酒的度数低,所以器皿的选择跟人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但是后来我们在考古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唐代的“带把杯”。仔细观察,这些杯子上的人物虽然是胡人的形象,但是底纹花纹却是中国的风格,是同一时期中亚、波斯都没有的,是非常浓厚的大唐风格,这都是符合中国人的观赏习惯。所以这个杯子有可能是中国人仿制的,也有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外国的工匠到了中国制造的,也有可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合作创造出来的,但是它却不可能是直接外来的。所以从这一件器物,就能看出外来文化来到中国是怎么被中国人应用的,先传进来,然后模仿,模仿完了之后改造它,改造之后再创新。

中国人对异域文化有取有舍。推陈出新的改造,体现了唐人的品味和对异域文化的取舍,以崭新的面貌符合了唐人的使用和欣赏习惯。所以我就觉得,看看唐朝人,我们就不需要视外国的东西,甚至包括外国的思想观念如猛虎。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唐代,任何一种宗教都可以到中国来开坛建寺庙,各种思想都可以包容,最后也没有改变了中国。那个时候也没有发生宗教之间的流血冲突,想想这是多么大的胸怀。“带把杯”这个小小的器物形状的变化,其背后就是文化的创新、融合。中国从唐代中后期以后开始流行带把杯,一直流行到现在。现在的杯子,虽然千变万变但是无论喝茶、喝酒,带把杯都是主流了,不带把的杯子用起来总是不方便。


鎏金人物纹帯把杯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传到中国之后就被抛弃了。唐朝曾经还模仿过里面像水波一样的水波纹的器物,因为很漂亮就带着赶时髦的心理仿制它,但是不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所以就没有长久,中国人用的碗都是很光滑的。就像萨珊银盘,如果用来吃饭,吃完就不方便清洗。所以这类华而不实的器物传到中国以后,一开始有模仿,后来就没有了。中国古代的器物,以前多以圆的为主,方形的、多棱形的很少,但是到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宋代以后,各种花口的器物越来越多,这也跟外来文化影响有关。当时西方的器物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对它进行了改造,在生活当中增加了一些美感,所以得以流行。社会富足到一定程度,追求的一定是精神生活。器物的变化反映的就是古人的精神面貌。

茶壶这种器物,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这种带把壶怎么来的?很多人并不清楚。汉代时期中国还没有带把的壶。古代中国和外国交往的时候,文献里经常提到西域给我们带来一种器物叫“胡瓶”,它有一个把,用起来非常方便,是从东罗马来的。这种器物,在位于宁夏自治区的北周李贤墓地里面被发现了,胡瓶的把上印有深目、高鼻、卷发的胡人,毫无疑问就是外国的。胡瓶这种器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方便了古人的生活。不过即便有了这些器物以后,有些传统还是存在的。我们看电影《红高粱》,酒酿出来以后,就把酒碗摆在那,再拿着坛子倒酒,一倒洒得哪儿都是,悲壮的气氛就出来了,这是中国人的习俗。不过换一个角度,这样浪费的酒还是挺可惜的,如果要是用胡瓶这种器物倒,就一点都不会糟践。

胡瓶传到中国以后,最开始先影响了贵族生活,在许多唐代壁画中就描绘得栩栩如生,如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姑姑——大长公主的墓壁画里面就能看到这种胡瓶的使用情况。

中国早期只有“鸡首壶”,它的把还不能承重,当壶里面装满了很重的液体,使用的时候就一定要拿着把托着底倒,非常不方便。所以胡瓶到了中国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快就成为新崛起的器物,在比较廉价的陶瓷器中广泛制造,说明这种器物已经普及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因为很多器物是在纪年墓里出土的,年代非常准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经南北朝时期、初唐时期、盛唐时期,这些带把器物的演变过程。

外国的器物传到中国,还影响到了我们的丝织品,比如我们具有罗马风格图案的织物,很明显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所以说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互相馈赠。

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文献有这样的记载,“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北周之礼)旧仪,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神龙之后,幂篱始绝……开元初,宫人马上始着胡帽,靓妆露面,士庶咸效之”。“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用帷帽,遂弃幂篱……递相效仿,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 。“妇人服饰……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

这些文献记载唐代女性服装的一种变化。就是唐朝初年的时候女性骑马,而且按照过去传统的礼仪,需要穿一种叫“幂篱”的衣服把全身都给遮住;慢慢地后来就戴一种帽子叫“帷帽”,脖子上的肌肤都露出来了;再往后就根本没有人穿那种把全身遮起来的衣服了,女人还穿男装,戴着外国人的帽子,整个脸都露出来。当唐代第三个皇帝唐高宗,看到女人流行不穿“幂篱”改戴“帷帽”了,他就非常生气,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失礼的着装,说“过为轻率,深失礼容”。于是他就颁发了诏书,从法律上禁止这种失礼的穿着打扮。但是过了六十多年,到了唐玄宗时期,他也发过一个诏令,要求女性服装“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从原来的“深失礼容”,到现在的“不得掩蔽”,大大方方走出来。服装的变化代表整体社会观念的变化,不同时代皇帝的观念完全相反,你就知道唐代通过丝绸之路以后,人的观念变化和社会变化有多大。


唐代头戴幂篱骑马人物俑

 

还有一种从外国传到中国的容器,随着发展逐渐被抛弃了。这种容器的口部可以打开,液体从里面流出来。外国人有这么喝酒的习俗,所以我们看到在外国博物馆就有很多这样的器物,但是这种器物到中国却无法流传。一开始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也曾仿制它,是唐三彩的材质。在唐太宗叔叔的墓葬里也发现了这种杯子,说明在当时它影响了贵族们的生活。

我们的现代生活也是这样,从人们的服饰变化来看,有些东西流行的时间很短。今天这个流行,明天那个流行,比如有一年街上流行黄裙子,可是后来黄裙子就不知道去哪儿。比如穿破牛仔裤也不知道还能流行多长时间。流行的时间可能不一定会太长,毕竟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交流中也会出现“文化的误读”。虽然误读在所难免,但是要尽可能地避免这种误读。丝绸之路也在避免“文化误读”方面提出了警告。

比如在意大利画家 Giovanni Agostino da Lodi 所作的绘画中,描绘了耶稣用中国的青花瓷盆作为器皿为使徒洗脚的场景,画作年代为1500年,藏于意大利威尼斯学院美术馆。而在明代洪武时期,青花瓷盆专门用作祭祀的器物。

还有一次我到国外的博物馆,看到一个法国地毯很有意思。地毯上的设计就是他们眼中所谓的“中国故事”,一个“中国皇帝”驾着“龙舟”在水里面,皇帝身边的皇后的穿着活像欧洲夜总会的舞女,欧洲人也知道中国皇帝有太监侍奉,可是皇帝身边的太监却长有胡子。这种他们想象中的华丽中国宫廷生活,不仅仅这一个例子,我在法国和丹麦都看过实物。这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读。


即墨古城大讲堂现场

 

在当今的世界环境下,我们更要避免文化的误读,要不然一定会出现问题。比如中国人到外国去卖鞋,因为中国的鞋物美价廉,所以很有竞争力,但是只要是合理竞争就无可厚非。然而中国人到国外以后,看到当地的商店很晚开门却很早就下班,可能会主观地认为是当地人不够勤奋。实际情况却是我们不知道那是当地一种固有的商业形式,不能延长营业时间。比如在日本,政府允许像永旺和高岛屋两个零售商店可以选择提前一个小时开门或者可以晚一个小时关门,但是营业时间都限定在10个小时,私自增加营业时间会被认为是不正当竞争。而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不少第一代中国企业家是农民出身,就靠着勤劳,早晨五点钟就开门营业,晚上十一点才关门,遭遇到不同经营环境的制约就会觉得委屈,这就是文化的误读。另外你做的事业要给当地人带来好处,这样的话生意才能做好做大。

古代文物呈现出一个跌宕起伏、精彩变幻的世界。器物的制造、演变中每个充满趣味的细节,不仅凝塑着古人的智慧和情感,还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的交融。

移民与征服、交往与贸易,产生出文化的相互馈赠往往超出最初的动因,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人们突破了国家、民族、地域的限制,放弃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腐观念,以包容与开放的心态主动善意与各民族交往,极大促进了中国文化新的整合和盛世辉煌的出现,也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的共同发展。

丝绸之路突破地域的限制,沟通了欧亚大陆,缩小了世界的范围。它改变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放精神,使人们创造出了不朽的物质、精神文明,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

(本文为本刊记者孙梦、张碧琪据齐东方教授在即墨古城大讲堂的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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