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大讲堂 | 吴敬琏:改革,中国向何处去
宋鑫陶 / 商周刊
2018-09-11 10:56:29 | 阅读次数:0
84岁高龄的吴敬琏,在两个小时的演讲里,集中谈论了三个问题:十八大的伟大历史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开启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以及如何处理好当前实际的经济问题。

 

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曾五次获得我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当代我国经济改革史上,他几乎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他就是吴敬琏。2014年8月16日下午,应青岛市委宣传部主办、商周刊社承办的“蓝色青岛大讲堂”之邀,他在青岛奥帆中心剧场作了题为《深化改革,迎接挑战》的专题演讲。这是今年“蓝色青岛大讲堂”开讲的第四期,大讲堂开办两年多以来,已陆续邀请到了多位不同领域知名的专家和学者来青做讲座。

84岁高龄的吴敬琏,在两个小时的演讲里,集中谈论了三个问题:十八大的伟大历史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开启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以及如何处理好当前实际的经济问题。

正如吴敬琏先生这次要推介的他的新书的书名《直面大转型时代》一样,在大转型的变革时代,我们不仅要勇于直面,而且要找寻到改革路径,破解改革难题。
奥帆中心剧场里,座无虚席,很多人慕名而来,更被其在如此高龄依然保有的清晰逻辑思路以及对改革的深刻见解所折服,直言不虚此行。

本刊就此次演讲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力求能够还原一个更有条理、更准确、更完整的表述。
 

十八大的历史意义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的新进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十八大的历史意义是什么?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回答了近十年来讨论的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它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多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多次遇到了往哪走、向何处去的问题。比如,粉碎“四人帮”后,当时整个社会、整个国民经济都处在一个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时就遇到一个问题:往哪里去,是遵循“两个凡是”,继续沿着原来的道路往前走,还是要改革?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给出的回答是:要改革。一开始,如何改革搞不清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通性政策,改变了原来政策的某些方面,使得国民经济很快得以恢复。

80年代中期,又面临一个问题,是做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因为当时只在大的政策框架没有变的情况下做了一些调整,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叫双重体制并存。原来的计划体制仍占优势,同时又放开了一点市场,允许个体经济存在。

但是这样的体制能长期持续吗?问题演化到80年代后期,因为双重体制(双轨制),出现了很严重的腐败现象。拿到行政批文就可以低价进高价出,这就是“官倒”,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当时,计划钢材的价格是800元/吨,但市场上的钢材价格已经到了1500元左右。

又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是继续维持双轨,还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就迎来了一个大的变革。

由“官倒”腐败引发的社会动荡,引起了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1988年的经济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就出现了从商品经济倒退到计划经济为主的状况。虽然邓小平同志坚决抵制,说不能恢复计划经济,但是变相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又导致了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三年的停顿。此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才被拨正了船头。

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50条决定,就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的决定,是一个总体设计。1994年,开始全面改革。这个改革奠定了我国在20世纪经济开始腾飞的基础。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对所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核心问题就是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和对所有企业的公司化(或者叫股份制)改革。

1994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包括外汇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等,到1997年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使得我国在上世纪末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但是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进的改革,并没有完全推进这个策略。因此,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在经济发展上还存在许多体制性障碍,体制不完善,经济体制发展存在许多问题,许多重要领域必须继续进行改革,以确保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回过头看,十六届三中全会虽然做了这个决定,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执行。一方面是因为,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改革改善了社会经济状况,在经济形势很好的情况下,人们推进改革的动力减弱了。中国的改革,往往只有碰到问题需要解决,人们才有动力和迫切需求,但对于进一步改革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改革需要革自己的命,人们会有犹豫,缺乏动力,思想上也产生了阻碍。

改革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到2003年、2004年,改革开始出现停顿,甚至出现了部分领域的倒退现象。所有企业的公司化或者股份制改革,看起来好像都要上市,但是上市的国有企业是二级公司,一级公司是集团公司,仍然是国有,甚至有些大的国企,改了一半,过了五年又回到了当初。还有些部门,比如电力部门,原本是要把所有的非垄断行业都放开,涉及网厂分开、定价分开、售电分开等。2002年国务院批准的5号文件,讲的就是电力部门改革。事实上,2002年中央就将网厂分开了,但后面的事情就停顿下来了。如今,又在做进一步的改革,也还是如何完成5号文件推进的改革。

停顿下来是倒退。在多种矛盾造就的尖锐问题面前,到底应该往哪里走?是继续倒退,还是沿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往前走,在当时引发了非常大的议论。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到底应该往何处去,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而这正是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那么,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怎么重新提出的,十八大又是如何作答的呢?

 

转型道路之争

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保留着旧体制的许多遗产,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遗风还存在。它是一个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半统治是半计划经济的表现,是行政命令的经济。

这种经济按过去的说法是一个过渡性的经济。它既有过去体制因素,又有未来体制因素,两种因素此消彼长,但不确定哪种因素在发展,哪种因素在消退。所以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新的因素逐渐消除旧的因素,二是旧的因素不断强大,把新的因素排除掉。新的因素是市场因素,旧的因素是过去计划经济的因素。

目前,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往往是行政调整的,在这个经济中讨论经济的因素,问题就是在资源配置里到底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所谓倒退就是政府越来越起决定作用,而市场的决定作用慢慢消退了。

2003年到2006年以来,旧的因素没有得到消除,以至于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十八大以前出现的问题,就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变得越来越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加速推进。在大多数国家,城市化是市场的产物,但在前些年,我们的城市化是政府占主导,因此城市化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停滞和倒退,使得我们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式层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采用的是苏联式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是靠投资,二是靠效率。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为主。经济资源是有限的,依靠投资和资源来维持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因为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

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就提出,多年来导致许多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在第九个五年计划里,就明确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也就是要依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就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言,九五计划期间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1年到2005年,是第十个五年计划期。在现行体制下,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手里又掌握了一种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土地资源。在政府为导向的城市化下,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创造政绩,而政府恰恰有这个能力。

农村土地在合作化以后,归集体所有,出让还是不出让掌握在农村干部手里。根据1982年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所以,把农民的土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就有一个转手过程,征用农民土地时,是按照农产品产出作价的,而城市土地的价格则是按照城市的作价,差价巨大。一亩地的价格从几千元涨到后来的几万元,以至几十万元、上百万元。

政府因为握有大量的土地资源,所以就用大量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21世纪初期,许多地方都在用大量的巨额投资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去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所以,十五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是在转型,而是变得更加粗放。

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发生了一场大争论。是按照十五计划期间的路子,用大量的投资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形象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新回到九五计划制定的经济发展转型道路上去?
 

寻租是腐败的根源

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难以实现转型,是因为体制性障碍。政府有太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而且把GDP增长看做是政绩的主要表现。各级政府要动用手头配置资源的能力来创造GDP的高速增长,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投资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搞城市建设。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被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在十一五规划里。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十一五规划执行的情况仍然不好。2010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并开了一次省部级的研讨班,专门讨论转型经济发展方式。在当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上,他更是提到了50次“加快”,转型的确已经刻不容缓。

转型难带来的严重问题,一个直接的表现是资源短缺越来越严重,一些主要能源、原材料的依存度变得越来越大。此外,环境的破坏也已经威胁到了人们基本的生存。

人类生存离不开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土地,目前华中地区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已经渗透到了食物链中;二是水,整个华北也面临着严重的水危机;三是空气,青岛的空气污染情况比北京要好,但今天(8月16日)的污染指数也达到了102,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这已经威胁到了人的生命。

从宏观意义上讲,问题就是因为过量的投入。用过量的投入去支持增长,不仅不能持续,还会造成货币超发,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负债率太高,也就是国家资产负债表或者叫国民资产负债表。有负债是因为投入的太多了,只能靠借钱来维持资产平衡,经济学上叫杠杆负债率,负债率太高就可能出现债务危机。

具体而言,资产负债表分为三部分:个人的、企业的和各级政府的。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主要问题就是资产负债的杠杆率过高,主要表现在个人和政府层面,而我国则主要表现在企业和各级政府层面。资产负债表有一种经验指标,大概是一年GDP的200%,我国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达到了250%,已经超过了危险数。

超出之后,一方面导致有的企业因为还不起债务出现偿债危机,进而减值,引发其他资产贬值,以及其他企业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导致腐败蔓延。

腐败问题的出现是在改革以后的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从1987年到1989年的风波,其核心问题就是官场腐败,而且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关于腐败从何而来,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搞市场,货币的作用提高了,人们的贪欲也随之扩大了,造成了腐败;另一种意见认为,腐败是生锈了的计划经济这个机器的润滑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贪欲,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整个经济没有活力,办企业也非常困难。腐败虽然不好,但这个润滑剂却让整个经济动了起来,也是为了发展经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第二种意见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但第一种意见也是危险的,因为它的结论是改革造成了腐败,那就意味着改革的方向错了。

事实上,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对的。在20世纪后半期,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一个词,叫寻租。寻租是说,行政权力对集体活动的干预造成一种可能性,使得有的人能够利用权力去得到利益,所以腐败活动的本质是权力寻租。这种意见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所以,解决寻租问题,根本上就是要阻止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凡是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就造成一种寻租的环境,能够接近权力的人,就能够利用这种制度用权力去“致富”。所以,寻租活动才是腐败的根源。

进入21世纪,政府握有的资本越来越多。一种理论认为,为了遏制腐败,应该增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加强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适得其反的是,这恰恰扩大了寻租活动的体制基础,助长了腐败。

因为有好处和利益,人们又有了一种造租活动,或者叫涉租活动。十八大以前,有的特区,企业登记注册要盖100多个章。多一个章就多一层利益,腐败因此变得越来越猖獗。权力有价之后,就出现了买官卖官,以至于腐败活动已经侵入了党政军组织的内部。

 

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在此时,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被重新提出。一种观念是坚持市场化制度,让市场决定;另一种观念是强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大给出的明确回答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进行改革;经济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解决好政府的问题,更大程度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进一步加快民主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制化。

根据过去进行系统性改革的经验,通常分三步:第一步制定目标,第二步做总体规划,第三步执行。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则是一个路线图,也就是总体规划。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旨,要求在2020年前建立起《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要求的体制。《决定》约2万字,涵盖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其中15个方面的改革任务中,6个关乎经济,1个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生态文明体制,占了所有改革任务的近一半。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决定草案做说明时,特别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虽然往前走了一步,但后来又停顿了,甚至倒退了,实际是政府在起重要作用。十八大以前,政府的手伸得太长了。所以,李克强总理说,要“壮士断臂”。

如何让市场在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除了依靠思想教育,还要有一定的体制。十四大以后,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体制没有变,甚至出现了倒退,政府越来越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八大前的一种状态。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才能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还有一句话的内容非常丰富,不能一放而过,那就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它是一个体制基础,只有建立起了这个体制基础,市场才能起决定性作用。
 

要什么样的体制?就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包含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等5个内容。

20世纪末期,我们把市场经济的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因为仍然保留着旧体制下各级政府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个市场还存在着很多很严重的弊病,使得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而是一个分割的、被切割得非常碎的市场。

行政权力体系不外乎是由条状和块状两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条状是部门,条与条之间是切割开的;块状是分地区,块与块之间也把经济活动切割开来。条块分割的结果,使得统一的市场变成了割据的、碎片式的、不统一的市场。
 

亚当·斯密曾讲过,市场规模越大,市场效率越高。欧洲人现在也认识到,变成一个共同市场,效率会更高。我国自1994年改革以来,有所进步,但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等仍然妨碍着市场的统一,而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市场,中间没有行政的割裂和阻碍,经济活动畅行无阻。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每个州都有立法权,但宪法里有一个条款叫商业条款,规定凡是妨碍市场统一性的,有地方保护色彩的,任何州立法都是违宪,而违反宪法是无效的。

在开放层面,过去讲“国有企业入正册、集体企业入副册、非公有制企业入另册”,当时的所有制不是对所有的市场整体开放。虽然十五大之后有所进步,但这种玻璃门、玻璃天花板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民营企业,特别是没有权力背景的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差别巨大。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对所有的市场都平等开放的市场。

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市场配置资源是通过平等竞争形成的价格引导资源的流向,但在我国,因为行政权力的干预太大,除了部门保护、地方保护之外,还有一些行政授权的阻碍,所以,市场不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比如电力部门的改革,提出要消除垄断,鼓励竞争,但改革在进行了两三年之后就停顿了。电网是唯一的买家,也是批准的唯一卖家,不是一个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垄断的市场。所以,我们要强化市场的竞争性,保证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得到平等的待遇,能平等地参与竞争,建立一个竞争性的市场。

现代市场活动要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良好的秩序、法制和执法环境,市场是无法运转的。我们在改革初期形成的市场,虽然没有很强的法制和司法,但仍能够运转,是因为早期的市场是“熟人市场”,经济学上叫“人格化的市场”,市场的范围很小,在里面活动的都是熟人,彼此之间很自然地形成一个网络。在这个市场里进行商业活动,人们不敢骗人,不敢失信,因为一旦失信,所有市场的参与者都会知道。而现代发展起来的市场叫“陌生人的市场”,或者叫“非人格化的市场”,人们之前不认识,之后可能也不会往来。一个人如果骗了10个人或者100个人,仍然有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人不知道他是骗子,他可以继续行骗,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威慑他,使他遵守规则。这个时候,就只能靠法制,靠第三方执法。如果没有法制,整个经济活动就无法有序进行,所以强调法制和有序,就是要使其在一个运转很好的规则基础上进行。

关于市场体系层面,市场性的体系通常分为两类: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生产要素市场里还包括土地市场、矿藏市场、滩涂市场等自然物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于资源配置来说,生产要素市场比商品市场更重要。我们的商品市场还不是很成熟,生产要素市场更是特别落后。

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要把所有的市场,特别是最落后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建立起来,这样市场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成了这个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的描述是“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336项改革里,一半左右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但要推进具体项目的改革,仍然不要忘了最终的目标和方向,否则就会产生误导。

 

当下的任务是执行和攻坚克难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这个总体方案制定出来以后,当下的任务就是执行。执行必然会碰到很多阻力和障碍,所以要攻坚克难,不断克服,尤其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意识形态的障碍。改革30多年来,我们提倡干部和群众学习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仍不能低估反映旧体制意识形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引进的是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它给我们造成了很深的影响。

以自身为例,1948年我考入大学,但真正的学习并不完整。1952年调整后,新换的是从全国抽调来的一批骨干教师,但他们先要到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专家的直接培训,两年后再来教我们,教材也换成了苏联的。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两代,甚至是现在这一代人,也许会比我们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大家都没有认真地学习,学的还是苏联的那一套。

邓小平讲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针对的是什么?他讲了很多次。以前根本不知道,苏联那一套让我们吃了很大亏。比较清楚的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商品经济,或者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才开始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但现在仍有人提起社会主义,还是苏联那一套。

二是既得利益。我国绝大多数人都从改革中得到了既得利益,但通常这部分人只要认真学习,加强教育,不会成为改革的阻力。之所以成为了阻力,是因为我们体制中还存在一些旧体制的遗产,存在用权力寻租的制度基础。这些靠体制毛病得到利益的人,通常被叫做“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他们依靠权力“发财致富”。他们不只是受利益影响,还包括了自身的觉悟和意识层面。十八大之后,一大批贪官被揪了出来,这些人是不太可能同我们一起进行改革的。

三是各种矛盾。过去体制上的缺陷和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缺点,导致了许许多多矛盾和困难的出现。一句话,就是“要用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攻坚克难”。所谓政治勇气,就是要毫不动摇地捍卫改革开放这个伟大事业,要有政治觉悟和魄力去解决这些障碍。当下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简单。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经济体系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就规模而言,是世界第二,但就复杂程度而言,是30多年无法比拟的。
 

系统性风险是可控的

改革过程中,需要面对许多经济困难,比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产能过剩、货币太多、企业经营困难、GDP增速下降、投资拉动效果不佳等等。宏观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国民资产负债表上的杠杆率有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困难面前,意见不一,可以简化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采取强刺激的政策。市场上对此的呼声很高,但很多经济学界的人士都不赞成这种办法。它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但坏处是还得继续走老路子,继续用粗放的方法,用宏观经济政策增加货币投放和投资需求,而不是提高效率。企业因为政策上的刺激,也不会努力改进提高技术,结构得不到优化,该淘汰的淘汰不了,经济转型无法完成,只会更加粗放。目前,货币流动量已经是GDP的一倍,继续采用强刺激的政策会导致货币超发更加严重,负债率更高,也就更加大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力量放在促进改革上。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只有提高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提高效率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困难。

有没有可能控制系统性风险?是有可能的。为此,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一是要停止无效回报的投资。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到最需要的地方,而且要讲求回报,否则在资金链断裂、杠杆率高的情况下,就会有风险。二是要停止对“僵尸企业”——就是那些不能起死回生的企业——投资。三是不能动用国有资本去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资产负债表从表面看不出是欠账了,但实际上欠账了。比如说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因为后来将其改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老工人没有账户也没有钱,就成了空账户。政府一方面靠补贴,另一方面把现有职工交的钱先拿出一部分来填补。等到现有职工将来也要养老的时候,就又形成了空账户,所以从中长期看,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会很大。四是对资不抵债和负债率很高的企业,要实施资产重组。对于破产的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取消刚性兑付,否则小震累积起来,就会变成大震。五是应该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很多地方搞开发区、征地,然后或闲置,或建了大量的楼盘,但楼盘卖不出去,就应该想办法将其盘活,这都会降低资产负债的杠杆率,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六是要辅之以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
 

目前,我国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率在13%左右,比之前的16%到22%的确紧缩了,但态势仍是扩张。2014年上半年,我国GDP的增长是7.4%,可以容忍的通货膨胀率约在3%以下,所以正常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应在10%左右。货币增长率比过去紧缩了,但跟GDP的增长和预期的通胀率相比,还是超过了两者的总和,仍是超发。货币是短期调节,很灵活,但不应采取扩张的政策,此外要防止出现系统性危机,防止出现崩盘。
 

改革需要加快

改革在某些层面推进得不错,但在有些领域,推进的仍然不够,需要加快。对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人们既关心又忧心。稳增长的目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为了保就业、保民生。

最近几年,经济增长率在不断下降,去年降到7.7%,但就业情况良好。2013年预计目标是实现950万人就业,最终完成了1300万。2014年上半年GDP增速继续下降,降至7.4%,就业的情况却比去年还好。所以,对于增长有所下降,不要只看数字,而应关注是否能保就业、保民生。

通常人们会误以为,增长率和就业是正相关的,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认为,核心问题在于增长结构,有的部门的增长对吸收就业的能力是很弱的,有的吸收能力很强。如果结构的优化使得吸收就业能力强的部门增长快,吸收能力差的部门增长慢,那么就业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可能有所好转。

变化来自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长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提高效率。通常,提高效率可以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劳动的智能化。二是增加制造业的服务成分,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现代制造业的特点就是服务化。微笑曲线的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金融服务等。在过去,这两端是第三产业,而不是制造业。三是发展服务业。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跟第二产业齐平;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十一五“号召”了五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从2012年开始变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两项改革。

一是从上海开始的营改增,后来推行到全国,现在要进一步推广到整个第三产业。营业税最大的问题是重复收税,因为它是根据全部营业额来征税的。而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有增值才征税,没增值不征税。所以,营改增之后,鼓励增值,特别是服务业,也因此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比如网购,一个阿里巴巴和淘宝就带动了很多行业,包括快递、结算、网店等,分工集中化了,服务业的发展也就快了。

二是从广东、深圳开始,新一届政府推行的行政便利化。就去年的数据来说,各地的工商登记有了百分之几百的增长,这同样推动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两项改革,其实都是“小试牛刀”,但却起了大作用。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向前推进,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都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当下,我们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它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相信改革能够解决问题。

(本刊记者宋鑫陶根据吴敬琏在“蓝色青岛大讲堂”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本文首发于《商周刊》2014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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