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我为什么写作儿童文学
2019-04-11 00:00:00 | 阅读次数:0
人是有精神指标的动物,而作家便是指标的确立者和奉行者。

我为什么写作儿童文学?我想致力于建树,建树我的文学理想,建树“人”的精神底线和精神指标,我不仅想实现人的理想,还想做一个理想的人。

 

 

只有写作儿童文学,你才会面对一双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那里没有一丝杂质(图 / 新华社)

 

在《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出版之际,我终于可以确定地说:只有写作儿童文学,你才会面对一双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那里没有一丝杂质,没有让人猜度的阴影,没有狂风暴雨的痕迹,只有无条件的期待与信任,像灯一样照射着你。

我的儿童文学从《藏獒》开始。当许多孩子端着书,睁大无比清澈的眼睛让我签名时,我有点惶惑:为什么孩子们会喜欢我的书?我并没有为儿童写作的打算,我是傲慢的,潜意识里总以为成人作家更厉害一点。之后我又写了《骆驼》和《海底隧道》,也都是事先没有刻意去为儿童写作,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儿童小说。突然意识到,也许我有一种童稚烂漫的天性,能像孩子一样理解事物,有一双天然澄莹的童眸,能够躲开所有的晦暗与复杂直抵单纯。我把这种天性的流露表述为通透性、赤子心、还原力。通透是历练和磨难的结果,是蓦然回首中的明晰与了然;赤子之心便是无染之心,是思无邪、行无伪的源头;此外还应该有还原的能力,还原你初始的情态和童年的意趣,还原你无猜于天下的憨、直、真、纯。然而,仔细想想,一个人的行藏作为仅靠天性是不够的,就算我天性里真的有童年印记,也远远不能成为我写作儿童文学的支撑,我在写作中寻找理由,发现正是文学的最初熏陶和伴我成长的精神滋养,让我对儿童小说有了情不自禁的迷恋,让我不断去尝试一种干净到极致的表达,然后期待着走进人们的童年。换句话说,谁给了我文学的筋骨,谁就是我写作儿童文学的“第一推动”。

 

我的精神滋养来源于18世纪到19世纪的文学盛放,这无疑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层出不穷的轴心时代。然而经典作家们对文学的贡献既不仅仅是批判,也不仅仅是浪漫,他们殊途同归地把文学看成了建树理性基石和思想大厦的手段。“建树”成了艰难探索之后的结晶——“人”的纯粹性、人性的美善所能达到的极致、托尔斯泰主义、无上忏悔、民族的尊严与豪迈、悲天悯人、罪错之后的拷问、丑恶之上的美丽、贫贱之中的高贵、利他而济世的圣人般的情怀、身体清洁和灵魂干净的种种可能。建树依赖于作家本人对世界的责任和对人类精神的担当。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经历漫长的黑夜,目的却是为了寻找星光,而星光照亮的一定不是他本人,是所有孤独的人生和苦难的经历,是远方的地平线。

就是在这样的解读中,我萌生了自己的文学信念,我在《环湖崩溃》中向自然致敬;在《海昨天退去》中向人性低头;在《藏獒》中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在《伏藏》中艰难寻找真正的宗教精神以及爱的真谛;在《西藏的战争》中透视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发掘不同宗教在起始点和终极目标上的一致性,以此呼唤世界和平、人类平等、宗教相亲;在《藏獒不是狗》中走向基督山安放忏悔之心。我从世俗走向宗教,又发现我最终的目的并不是探索宗教,因为拥有上帝、真主、佛祖的只是信徒,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是无神论者。我让写作回归世俗,最想说的就是: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那么无神论者的精神信仰到底是什么呢?一个词汇脱颖而出:祖国。

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家都在或隐或显地描述自己跟故土故乡的关系,去国怀乡之慨、丹心汗青之美、匹夫有责之烈、万死报国之情,满满装在历史的巨瓮里;殉国之急,雪国之耻,哭国之亡,思国之遥,文学之风不息,家国之河长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莎士比亚说:“我以超越自己生命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可以说没有对“祖国”的忧患、维护、悲伤、信奉、眷恋、幽思、苦愁,文学的恒星将会塌缩一半,而标为“爱”的另一半也将因为“祖国”的失去而轰然消散。尤其是战争年代,以生命为代价的家国情怀永远是“高于一切”(肖邦语)的信念之巅。然而,虽然“战争”与“家国”几乎孪生而共存,但任何人都无权赞美战争,战争让生命伤残到面目全非,让人性丑恶到不敢领认,就算战争能够成就仁人志士的忠烈坚顽,一个作家终其一生的努力、虔诚至死的祈祷,都应该是和平是宁静是谐美,是晨阳之下舒畅的深呼吸,是夕照烂漫之中无比安详的鸟语花香。也就是说,当和平的钟声无数遍敲响,已然消失的战争已不能让“祖国”变得比生命更重要,我们的精神底线又是什么?我想说“人”,祖国之上还有“人”,还有“人”的作为、“人”的质量、“人”的风貌、“人”的张扬。

人是有精神指标的动物,而作家便是指标的确立者和奉行者。曾经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我说积累之,思考之,磨炼之,能做到了这些,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但要做一个好作家,却还得再上层楼,拥有情怀,坚守理想。情怀至少有三种:家国情怀、利他情怀、济世情怀;理想至少有两种: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实现人的理想,更要做一个理想的人。理想的人不一定是完美的人,但一定是一个不断批判自己、否定自己,同时又不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强调自己的人。理想的人处在精神的顶峰俯瞰世界,文学之于他们就不再是苦心经营,刻意创造,而是轻描淡写之举,信手拈来,便有点石成金之功效,这便是作家的高境了。对他们来说,写作便是修行,修为越高,作品越好。比如苏格拉底、普希金、雨果、别林斯基、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鲁迅等。漫天繁星流转,银河如此璀璨,向风慕义的时候,我看到了人类精神最熠亮的部分便是引领者长久不息的闪烁。

至此,我的逻辑渐渐清晰:我为什么写作儿童文学?我想致力于建树,建树我的文学理想,建树“人”的精神底线和精神指标,我不仅想实现人的理想,还想做一个理想的人。然而当我小心翼翼试着表达的时候,我发现了成人世界的僵硬,他们跟我的性情和纯粹相去甚远,差不多听不懂我的话。我绝望于他们的世故、城府、庸俗、麻木、浑浊、油腻、心机、虚假、伪善,而他们给我的评价则是针锋相对的“天真幼稚”,也许还有“可笑”。我不肯丢弃我的天真和幼稚,回过头去寻找天真和幼稚的读者,于是便有了写作儿童文学的冲动。我相信儿童读者永远不会讥笑我的天真和幼稚,因为他们需要的恰恰就是天真和幼稚。

我天真地写了《巴颜喀拉山的孩子》,那里有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有精神境界超凡脱俗的涌现,有底线也有高标,线索清晰的表达里,“我”的成长始终都在吸纳博大与力量,始终都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在这个穷则思变的历史结点上,爱成为岩石一样坚固的存在,人与自然天衣无缝的弥合里,又有生态恶变的断裂,牧人的生存方式带着最后的告别,被原汁原味地保留在字里行间,就像一座场景和人物具在的博物馆。尽管告别游牧的过程里,有道不尽的离情别绪,但城市毕竟是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是永恒的诱惑,就像书中的各姿各雅城——各姿各雅是黄河的正源,巴颜喀拉山群最著名的高峰。正是这座高峰的魅影,让游牧文化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文明的到来就像突然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境,异陌到令人惧怕,而又新奇到令人感奋。而所有的变迁背后是永恒不变的人的境界,它如同万里雪山一样高尚而峻拔:转山祈祷是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因为只有为所有人祈求幸福,才会有自己来世的幸福。无目的而具有目的性,无功利而具有功利性,诚如老子所言:“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天葬是为了完成最后的施舍,秃鹫吃了人的尸体,就不会再去吃别的小动物了,施舍伴随着拯救,死亡连带着再生。而“撒盐奶奶”的家常举动与平凡作为,不经意中成了人类精神的至高表现,就像巴颜喀拉山一样带着雪峰的清洁和源头的高贵。在如此广阔的氛围里,我和我的人物一起长大了。

 

写作的过程中,眼前始终闪动着一双双儿童的眼睛,那种无以伦比的清澈击碎了我的傲慢,让我不由自主地谦虚起来。我相信一双眼睛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但被拯救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涤除尘霾,接受洗礼,用孩子的眼睛擦亮我的眼睛,用孩子的心灵照明我的心灵。我今后的写作将一如既往地服从我内心的需要:在创作成人作品的同时,不放弃对儿童文学的追求。成人文学的品格会要求我尽可能大胆地面对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悲苦、生活的艰辛以及一切属于假丑恶的人类的精神垃圾,但在儿童文学里,我一定要发掘并打磨最纯净、最有价值的精神钻石,置放在一任透彻的原始的蔚蓝下,吸引一双双跟钻石同样清澈的眼睛。

编辑 | 张雅乔

美编 | 孙悦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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