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陲小镇到科创名城
特邀撰稿 麦宇旻 / 商周刊
2019-05-14 00:00:00 | 阅读次数:0
新挑战总是不断涌现,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

新挑战总是不断涌现,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

 

“深圳”地名始见史籍于1410年(明永乐八年),于清朝初年建墟。当地的方言俗称田野间的水沟为“圳”或“涌”,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纂《新安县志》记载,深圳河在历史上不仅深,而且水流急,每逢下雨便涨起大水,居民来往十分困难,常有人“不知深浅,动遭淹溺”。

 

在今天,经历辉煌的深圳人正在重新梳理自己的城市历史,有当地人反对再用“小渔村”一词来概括改革开放前的该地全貌,这显然一定程度上带着重新凝聚激发历史自豪感的动机。从历史资料看,1979年以前的深圳,即使不能称为“小渔村”,至多也是一个荒远的边陲小镇,它既不在广东省政治、经济核心圈层的笼罩范围之内,在当时也尚未得到国际贸易线的滋润。它只是东莞市南边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边隅。

就是这么一个穷且偏远之地,为何能在40年的时间里大跨越、大发展,成为媲美港澳、大咖云集、享誉全球的国家科技创新中心?

有学者总结称,深圳的开放事业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开辟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吸引合资独资企业,到外资参与城市高楼群、商业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到港澳台加工贸易企业蜂拥而至,再到国际大型制造企业、跨国公司、科技企业、服务业、金融、商业、分销网络大规模进入,到今天,已以一种乘数效应,形成了外向性因素进入的洪流之势。

深究其中曲折处,自有风雨话沧桑。没有一个城市的发展历程是顺风顺水的,用40年的时间从无到有构建出一座国际化科创之城,期间显然不缺乏困境与瓶颈、爬坡与踏坎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迅速产生成效,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怎么改,从中央到地方依然处在探索阶段。

那时,岭南地区的行政区划和现在不一样,海南岛尚属于广东省管辖,深圳并未成立,它只是广东省下辖的一个县,叫宝安县。

宝安临海,住着不少渔民,当时,一个宝安农民一年只能挣270元,眼见隔岸的香港灯火辉煌、高楼林立,一股逃港浪潮应势而生,从此,对标香港,成为深圳的使命,只是那时候谁也不会想象,40年以后,深圳GDP将会超越香港。

1978年,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改革先行者向中央打报告,提出了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建议,“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启动。

李灏是迄今深圳经济特区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市委书记,在上世纪80年代推动了特区的进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进程,使特区担负起改革试点和开放窗口的双重功能,他在《深圳口述史》中回忆道:“有一天,国务院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派我去深圳工作。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各地建设都是靠政府列入计划才得以开始的,不是通过市场行为进行调节的。全国各地都要发展,财政就会有困难。当时梁湘同志在深圳做得有声有色,但是深圳建设也存在规模过大、投入太多,从银行借债数额大的问题,财政压力大……对于改革而言,经济特区是个新事物,对全国都有影响。那个时候,特区发展刚开始起步,一方面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大家确实经验不足,以为搞经济就是铺摊子,战线过长。要来深圳,就意味着要接手很多事情。”

而在近两年颇受深圳读者欢迎的回忆录《改革开放这些年(深圳1979-2017)》中,有这么一段话:“在第一批设立的国家四个特区中,深圳面向香港,珠海面向澳门,汕头和厦门面向东南亚,这是区位优势,然而在四个特区所面向的地区中,唯独香港在经历廉政风暴和产业升级后,短时间内成功跻身亚洲经济龙头,成为了全亚洲最繁荣富裕的地区和自由贸易港,这就意味着它有足够的资本、经验和渠道来孵化深圳。这个特殊的地缘优势,使得深圳相对另外三个特区有更优厚的本钱,实现高于其他特区的发展速度。”

 

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朝气蓬勃,招商引资诚意满满,海外资本纷至沓来。事实上,在特区获批前夕的1980年1月,深圳蛇口就已经率先招商引资,向世界发出投资邀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0年,蛇口组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瑞(士)机械工程有限公司”。1982年,蛇口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进出口商品并收取外币的购物中心开业。1983年,蛇口建立第一家日资企业:三洋电机(蛇口)公司。

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的首批外资来自香港企业,譬如,第一家合资企业来自香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也由港商投资,而比邻港澳地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更是吸引了香港的大批企业家,他们窥准时机,第一时间带着资金、技术把制造业北移,向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进发。

改革方面,这一时期的深圳可谓“破立并举”。破,针对的是传统制度和观念约束;立,指的是以蛇口、罗湖为龙头的工业区建设和城市商业建设。许多项“第一”在这期间敲下,包括但不限于——

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1987年12月,深圳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以525万元的价格,获得了市政府拍卖的一块8588平方米住宅用地的使用权,使用期限50年,如今通行各地的“招拍挂”制度,最初就发轫于深圳。

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1983年7月,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报纸上刊登招股启事:“欢迎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农村社队和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投资入股,每股人民币10元,实行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盈利分红。”发行股票的当天,购买的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盛况空前。

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成立。1987年9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深圳市十二家金融机构出资组成了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而此前的中国人只是从茅盾的小说《子夜》及据此改编的电影中依稀对证券交易场景有一点印象。

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全国第一部国企股份化法规制定,第一次自发的公司并购发生……多年以后,有人点评,深圳的大多数突破性改革举措都是在这段黄金时期打下了基础。

1992年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深圳并发表了重要谈话,从理论上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以后,深圳到处澎湃着二次创业的激情,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高潮。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浪潮迅速浸润我国沿海地区、深入内陆腹地,深圳作为第一批先行试点的城市,独特性变得不再突出。

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时代的进步。不过,对于当时的深圳人来说,难免带来失落和迷惘,城市发展定位一度失去方向。从90年代后半期到21世纪头几年,深圳遭遇一系列青春期的烦恼:虽然,包括GDP、工业产值在内的经济指标仍然保持增长势头,但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城市在招商引资方面进入低潮,“特区不特”的质疑开始浮出水面。同时,治安问题越来越突出,一股杂乱而浮躁的气息飘荡在大街小巷。

2002年,一篇文章的出现被载入了深圳的城市发展史。人民网、新华网的论坛上出现一篇1.8万字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媒体舆论巨大反响,激起深圳市民集体共鸣。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深圳两大高科技产业支柱——华为、中兴盛传即将把总部迁往上海,不仅如此,当地金融业两大企业——平安保险、招商银行也在考虑将核心业务部门移往上海,连好不容易招来的零售业跨国公司巨头——沃尔玛,也在考虑把中国总部迁出深圳,如果这五大巨头全部“迁都”,深圳的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无疑被釜底抽薪。

《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的字里行间透出对城市的浓厚感情和深深失落:“显然,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正把目光抛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在这场关于21世纪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与高级人才的争夺之中,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竞争中越来越明显。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开始向普遍改革推进。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不能再把优惠局限于几个特殊的区域。而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经济特区正在越来越失去其特殊性。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

不久,该文作者被时任深圳市政府领导接见,这反映了文章观点在政府层面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今天的深圳面临昨日的香港同样的难题:怎样应对高端制造业的规模化外迁?如何保持城市的持久竞争活力?(图 / 新华社)

 

深圳市政府并非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早在20世纪80年代“三来一补”的引资风潮持续了十年时间左右,附加值低、粗放发展、污染环境等问题逐渐显现,政策层面形成新共识,要进行产业迁移和转型升级。

199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提出第一次创业为深圳经济特区打基础,第二次创业要调整产业结构,高速推进经济发展,发展高端服务业、金融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厉有为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伊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吸引来的投资商中不少是低端、附加值低、粗放型、污染环境的企业,例如小电镀厂、小化工厂、小印染厂等,生产中产生的‘三废’严重污染环境。这些企业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转型升级、要么彻底淘汰。但是要做到谈何容易?以当时的‘三来一补’企业为例,都是当时各村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村民们依靠这些企业致富。但从全市层面来看,这些加工企业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我们就要把他们或升级或迁移。这样一来,就会触动各个村的利益,村里就不愿意了。”

幸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背书”,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有力支持下,深圳市制定了若干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在当时,村民不太理解,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但现在看,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大家都是获益者。”厉有为回忆道。

1999年深圳成功举办首届高交会,回过头看,这是比较重要的历程节点,从这一年始,深圳借助全球网络科技热潮,致力推动科技创业,除了通信行业出现了华为、中兴,互联网公司涌现了腾讯、迅雷,电子信息有长城,还培育出华强北这个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交易中心。宝安、龙岗两个传统制造业基地则有意识地实施技术改造升级,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齐头并进,与高新技术产业一起,共同形成了三大支柱产业。虽然期间一度出现上文提到的“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反思和讨论,但朝着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微妙曲线两端转移的步伐,并没有放慢。

2003年,我国香港地区实施自由行政策,赴港旅行更加便利,大大深化了深圳和香港两地企业家的合作关系。在腾讯初创时期,创始人马化腾常常往返深港两地,在企业起步阶段获得全球知名风投机构的关键性融资;如今无人机领域的领先企业——大疆科技的创始人汪滔则是在2003年入读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2006年本科毕业、准备读研时创立大疆无人机,产学研结合的模式风格十分明显。

2005年,深圳提出建成自主创新型城市的发展目标,争取实现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的转变,而几乎同时,香港逐渐陷入产业空心化的陷阱,制造业彻底外迁,越来越依赖地产、旅游和既有的国际金融地位作为经济支柱,一河之隔,路径迥异。

集中大批的国内著名企业总部的深圳科技园片区(图片源自网络)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深圳迎来了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爆发式增长和集群式崛起,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的行业引领者几乎都诞生在深圳,一大批耳熟能详的知名公司腾讯、华为、中兴通讯、比亚迪、大疆无人机、华大基因在各自领域出尽风头、独领风骚。杭州有阿里,深圳有腾讯,几乎占据了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现代服务业方面,深圳的全国500强企业受到新一轮高新技术浪潮带动,也焕发了新貌,扩大了在各自领域的巨大竞争优势,尤其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万科地产、中信证券、正威集团……而其它城市的一些知名企业逐渐将核心业务迁往深圳,引起舆论关注,如恒大地产。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旋风式崛起、又迅即跌落神坛的企业现象,譬如2014年初创的全国首家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一度火爆,但如今业绩平平,并未达到人们的期待。当然,作为一个不断探索的创新城市,持续更新的500强名单,本身也是百川入海、有容乃大的见证。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同志离京考察的“第一站”,来到了“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深圳,在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肯定深圳经济特区所作的历史贡献,对经济特区肩负新的历史使命、打造新的发展平台、服务“一国两制”战略、强化创新人才支撑、大力加强作风建设等提出新的要求。

新挑战总是不断涌现,发展才是永恒的主题。近年来,随着深圳的人口规模不断膨胀、空间容量渐趋饱和、租金人工成本快速上涨,这座城市又面临新的节点。2018年,华为又一次陷入外迁传闻,此次的“接盘侠”是东莞松山湖,对此,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总部永远在深圳。”不过,结合2016年中兴将生产研发基地迁往河源的举动,暗示的信息似乎已经相当明显:今天的深圳面临昨日的香港同样的难题:怎样应对高端制造业的规模化外迁?如何保持城市的持久竞争活力?对于深圳这个国内一线城市来说,没有指示牌,没有活样本。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珠三角地区进入新的区域融合发展阶段。这份文件会不会成为下一轮深圳跳跃的起点?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编辑 | 张雅乔
美编 | 孙悦姿

 

 

567期  独家策划

 

“深圳速度”的背后,是产权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创新,是政府的服务创新,是企业的自主创新。

 

热门新闻 | hot news